辞达而已矣

谈到写文章，记起张爱玲《我看苏青》中所述一事，倒是很好的譬喻：“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试样子的时候，要炎樱帮着看看。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樱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褶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减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钮扣也要去掉，改装暗钮。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钮扣总要的罢？人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这仿佛是《庄子》里“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之类寓言；而炎樱有如庄子自己，苏青则不幸充当惠子的角色了。

我们看《伊索寓言》，每则末尾都有几句教训；姑且从《论语・卫灵公》里摘录一节，缀在前引张文后面：“子曰：‘辞达而已矣。’”―――有关文章之道，我的看法正如孔子所说。《仪礼・聘礼・记》有云：“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由此联想到《论语・雍也》所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辞少”即“质胜文则野”；“辞多”即“文胜质则史”；“辞达”是为“文质彬彬”，境界极高，孔子乃以“君子”誉之。

平生所读作品，能够达此标准的，首推《论语》。我顶佩服就中较多感慨的各节，真是“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寻常写到此等处，很难避免辞费。譬如：“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等等。料想孔子自是这般说法；当下弟子也是这般记法；及至《论语》编纂成书，后学亦是这般整理法；自始至终，“吾道一以贯之”。这只是些句子，若敷衍成篇，就更难对付；《论语》之后有《颜氏家训》一书，可谓发扬光大。到了现当代，知堂、杨绛两家，最是当行本色。―――我从中国散文史上找到这条线索，也不枉费许多读书工夫了。

孔子的话说来轻松，实行起来却很难。他人未必看得惯；自己多半不放心，就像开头借用张文所喻指的那样。而情况并非这么简单。“辞少”固属没有法子；“辞多”则每每按捺不住，有意表现出来。这又最容易在读者那儿取得共鸣。自己之不放心，与他人之看不惯，症结乃是一个；盖“野”或为人之所病，“史”却系人之所欲也。从前我写文章说，“辞达而已矣”更多是针对“文胜质则史”而言；若“质胜文则野”则连“辞”尚且不“达”，正是需要努力，哪儿谈得上什么“而已矣”呢。

至于自己，前已言明，那个方向大概认准了，但也不过“止此而已”。《知堂乙酉文编・谈文章》有云：“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辞达而已矣”之必要条件，正是这“有意思要说”和“有词句足用”。不然没有意思，所“达”何物；词句不足，如何“达”法。我写文章，难处之一便在这里。而又以前一方面为主。近年所作，多系读书所得；但要做到“有意思要说”，往往并非一本书读毕，立马就能了然于心。有时需要由此及彼，融会贯通；而最终所想表达的，已不为当作标的的那一本书所限了。这种文章是否还能叫做“书评”，自不无可疑之处。

周氏说“原可好好的写出来”，此即“辞达而已矣”；而“文胜质则史”，则是“不好好的写出来”。这是我写文章的另一难处所在。大约开头最不容易，好像一股做作意味，轻易就会流露出来。自己对此难以忍受，是以一再推倒重来。非要觉得舒服了，才能写得下去。其实也只是得着最平凡的几句话罢了。苟能如此，一篇文章也就有了六七分光。下笔好比营造一个“场”―――这话有些玄虚，也可以说是一种氛围，或一种状态―――而写作总归是个过程；要在其中呆得下去，才能完成这一过程。

此外还有一些个人偏好，与“辞达而已矣”无甚干系；但多少也构成“场”或氛围状态的一部分，不妨顺便在此一说。譬如不喜欢太短的句子，尤其是太短的段落；那样显得气脉急促，不够从容，也缺乏蕴藉。喜欢用不大确定的副词，诸如“似乎”、“好像”、“大概”之类；虽然接下来所说，总是自家最想强调的话―――此乃有意杀杀锋芒，不使成为“断言”。不用被人用得滥俗的话，好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之类。少用乃至不用叹号、问号，也不在文章末尾用省略号，觉得前者咄咄逼人，后者装模作样。

文章写完之后，并不急于出手，习惯一改再改。过去手写，又不愿意在稿纸上涂抹，不是反复剪贴，就是扯去重抄，可谓麻烦之至。后来学会用电脑打字，修改最是适宜。一直改到感觉每句话都落到实处而后止。有时还打电话念给朋友听，人家听着别扭之处，或自己念着别扭之处，都不轻易放过。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位朋友，几年来差不多为我每篇文章把关，订正了不少不够确实的字句。―――或者说这等郑重其事，拿出来的准是很像样子的东西罢；倒也未必，无非是不想太不像样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