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
正如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说：“很多民族的男人都有同样的梦，梦见自己看见一个女人在夜晚奔跑着穿过一个未知城市的大街，他从后面看到她，裸体、长发，他追赶她，当他追上她转过身的那一瞬间，她消失了，再也找不见她。梦醒后，他开始寻找梦中的城市，但却找不到。他遇到了另外追赶女人的男人，于是他们决定建立一座梦中的城。”
城市，常常被看作欲望的孽海，而女人则是表现欲望的符号。走在大街上的男人，追随着或者寻找着在街上邂逅的女人，不仅是西方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境，也是中国现代派小说中不断重复的主题。在中国，或许没有谁能比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叶灵凤等被称为“现代派”或“新感觉派”或“海派”的作家们更迷恋上海，更喜欢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这个“魔都”“幻境”般的大街上闲逛。西洋式向高空延伸的石建筑与中国化向平面展开的木结构并置，霓虹灯闪烁的大街、漆黑的小巷、西洋货琳琅满目的橱窗、从深闺走向大街的女人……，构成的现代化的都市空间，激起了他们无限的趣味和复杂的感情。他们的作品以上海为背景，记录的是这个都市在他们心灵中激起的感觉的浪花、碎片。作家本身与他们所塑造的男性形象在阶级地位、年龄、个性气质方面有着根本的相通点：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不太富也不太穷，一点儿颓废加一点儿浪漫，再加一点儿唯美主义的色调。在他们的作品中，一个30年代的男人，走在汽车奔驰，霓虹灯闪烁的大街上，最有可能或者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某一条大街上，与某个陌生女人的邂逅奇遇，他追赶她，观看她、猜测她，但永远不认识她。穿越城市的男性个体“阅读”城市这个“文本”，并解释其意义的行为，也常常转化为对女人的注视、追踪、获得或失去。女人也变成了城市精神的象征。男人与城市的关系就常常演绎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而恋爱的成功与失败，欲望的满足与挫折也就暗示着男人在城市中的地位与身份、成功或失败。
在中国现代派小说中，主人公总是一个在大街上“观望”的男人，孤独、无聊、没有来历、居无定所，穿越上海的大街小巷是他们的日课，他们无目的、无方向地随意走在无目的、任意存在的大街上，引起他们极大兴趣的是大街和大街上的女人。在他们的都市风景中，无生命的大街和有生命的女人常常交织在一起。有时女人变成街道，有时街道上的汽车变成女人。在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中，那交错着汽车弧灯光线的铁道交通门，使人联想到“拉开了白脸红嘴唇，戴了红宝石耳坠子的”女人，“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一切静物的腿”与“擦满了粉的姑娘们的大腿”组成腿的行列，构成了寂静大街的风景画。叶灵凤《流行性感冒》中，有着1933型的健美姿态的女人，散发着外国香水味，“独居上海”，“有弹力的女性”则像一辆1933型的新车，“V形水箱，半球形的两只车灯”，“琼克牢馥式”的声音，“在五月橙色的空气里，沥青的街道上，鳗一样的在人丛中滑动”。鳗是男主人公经常用来形容这样的女人的一个感性词汇，猫、人鱼、花妖都常用来形容男性的看客对无限自主的女性的感觉。汽车作为现代派作家常用来表现上海现代化的一个道具，已超越了物理意义，而涵盖科技、速度、流动及变幻莫测的意义。女人与大街与城市混为一体，城市被人格化、女性化，也色情化了。大街上行走的现代女人和现代上海都是男性经历中的陌生体验，疏异而神秘。因此，上海这个城市在主人公心中激起的那种流动的、漂浮不定的、变幻无常、令人费解、难以捉摸、充满诱惑又让人无所适从、无法捕捉的感受，通过陌生的、神秘的、异国情调的女人得到了最形象的表现。这些女人都有着某种雷同性。她们是被男人观看的、渴望欲求的对象，她们是被欲望化甚至色情化了的，她们的美以及神秘性都来自其观赏性价值，她们是整个城市物理空间的构成部分。男主人公一看到她们，就幻想着成为她的情人，甚至想到结婚。但她们却是陌生的、神秘的，无法了解、无法把握的。她们如同异国化了的都市一样，代表着人性的两大原始欲望―――物欲和情欲，而这二者都是中国正统道德所否定和压抑的，因此，成为人们历史经验中的他异性体验而以陌生的形态出现。我们在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及同时代的文本中都找不到她们的原型，她们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她们是现代的，她们与五四女性有着某种联系，是五四妇女解放的受益者。她们具有中国现代“解放”女性的特征，已经走出了家庭，现在没有来历，甚至没有真实的姓名，受了现代教育，会某种外文，有时读着一本外国小说，从事某种职业，具有经济上的独立性。但是她们与五四女性有着根本的区别，五四女性视恋爱为神圣，拒绝作为性对象的身份，甚至规避性，但这些30年代的都市女人视恋爱为游戏，她们不属于任何男人，甚至是性放纵的，在男性的眼里，她们也被当作色欲的对象，但她们又不是传统意义上以出卖身体为职业而没有人身自由的妓女，她们是绝对的“自由女性”。她们是情欲世界里的主宰。与男主人公相比，这些女人更能与城市融合，她们本身就体现着这个城市的精神―――现代、新奇、他异，神秘。
相比而言，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却只是这个城市的“看客”，被情欲和城市本身的西洋风景、消费方式所诱惑、所掌控，对于这个城市发生的一切他们充满了强烈的好奇，但无法理解、难以捉摸更无力控制它的意义。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实际的行动，观望并仔细咀嚼从观看中获得的种种感受和体验，欲求而被抛弃，是他们与城市发生关系的惟一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体现了在上海这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被动性、边缘者或旁观者身份。任何一个城市，不论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还是新兴的现代化大都市，它的内涵都是十分复杂的。作为现实的上海也同样是复杂多元的，它的历史和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文化品性的复杂性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综观现代派作家小说，进入他们想象范围和视域的上海景观却十分狭窄，那些不断重复的意象和主题正说明了这个城市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的那些层面。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渴望着了解这个城市，但却无法进入它的实质，他们只能通过外在的、物理的标志来理解并表现这个城市及其体现的现代性，于是外在的可感的、实体的物质成了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标志，代替了它的真正内涵。现代派作家对都市的表现方式，即通过印象式的外在的描述，构筑了一个物质的、怪诞的、异国情调的城市，体现了男人在这个城市的疏异感、孤独感及边缘感，这种疏异与边缘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而且也是心理意义上的。这是否也暗示了在中国早期都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知识分子作用的缺场和价值的虚无呢？即使在左翼作家表现上海现代化生活的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渺小与软弱也是非常突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