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一份2004年12月26日的《华夏诗报》。我与诗很少接触，连这张报纸的名字也前所未闻。寄报的朋友并无附函，正在怀疑何以要寄这样一份报纸给我，立即从第四版上发现了一篇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的大文，这才恍然大悟：这位朋友是知道我也曾是被株连入此案的“分子”，势必会关心其事而乐于一
提供我关注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黎辛，文章的题目是：《我见证：贾植芳的不实之词》。黎文是为同僚诗人贺敬之辨诬，驳斥贾植芳在一篇文章中对贺敬之在胡风案中的一些情况的误传。此事其实在2004年第6期的《随笔》双月刊中已经有过贺敬之本人的辨正信件和贾植芳的道歉函，纠纷该画上句号了。当然，知情人再从旁补充申述一下，既可阐扬被诬者的潜德，又可使局外人知道一些处理此案的当轴者的操作内情，也不无好处。笔者对贺敬之的辨正和贾植芳的道歉一事无话可说；对黎辛此文有些想法也因为非片言可了，容另行作文抒感。这篇短文是想谈一谈刊登黎文的编辑所作的“编者按”―――一头一尾的“编者按”使人想起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舆论一律”时期的气势吓人的判决性的那种“编者按”，只是现在似乎已不是那种好年景，这样的“编者按”就显得，怎么说呢，就像狐假虎威而背后并无虎威可恃的咆哮而徒显其荒唐可笑了。
编辑的按语应是代表传媒的立场。传媒对于有争议的两造应该是居间人。编辑的职责是将作者的文章提供给读者去评议，而不是审判官或提起公诉的检查官，更不应是惟恐天下不乱的撺掇是非的唆使者或煽动者。而《华夏诗报》此文的“编者按”，正是在充当审判官、检察官和唆使者的职能。
先请贺敬之致《随笔》的辨正信的末段，即他对贾植芳误传一事的态度和要求：
为此，我现在不得不写这封信给贵刊，要求你们理应做到地将来函照登，以澄清事实，并借此与有关的先生和同志沟通思想，增进了解，消除误传，而别无其它。
瞧，贺敬之是多么理智，多么心平气和，多么对事不对人，多么与人为善！
可是，刊登黎辛文章的文末的“编者按”却气急败坏地说：
编者按：我们重申：这是严重的造谣诽谤，《随笔》杂志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受害者可以依法起诉。
天哪！既是案情判决，又是第二被告的责任认定，又是法律指导。对照当事人贺敬之本人的态度，说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则未免太轻松；说二丑车主子面前怂恿生事，则又与编辑的身份不符。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黎辛的本文之前，更有一篇六七百字的“编者按”，是上世纪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久矣夫不曾见过的当年姚文元之流的手笔的重现，说“（贾植芳）随心所欲，为非作歹，对任何人可以无理的漫骂和诽谤，而不受法律的制裁……”说“（黎辛此文）是对贾植芳造谣诽谤的一次宽容的判决……编者为此激动得三拜！”真够旗帜鲜明，声嘶力竭，真够全身投入的了！谁能相信这是一个编辑在对他所发的文章的表态呢？这位编者难道还想对贾植芳这个“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再兴起一场大狱么？还想效当年制造冤案的“材料”炮制者的故智那样捞一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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