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报上刊载了与图书馆有关的三则新闻，其反差之大、意识迥异，读来不禁令人思索再三、感慨系之。
先说说头一条吧。新闻报道说，作为公共文化设施，偏远落后的西部地区图书馆建设明显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地方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图书馆购书经费短缺，馆舍狭小，新增图书量、报纸期刊订阅、读者服务及
第一个图书馆的话题是“穷”闹的，而第二个有争议的话题却是富闹的，缘由是一条题为“农民耗资六十万藏书六万册”的消息引发的。说得是徐州新航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侯惠斌有着长达四十多年的购书史和藏书史，成了“江苏农民藏书第一人”。六万册书，不是个小数，相当于西部地区一个县级图书馆的好几倍了。但有人却提出非议，说这样的藏书被有的人看成是“为了让人参观”，是“混充风雅”，甚至是“过于疯狂”，因此，是“不宜宣传和提倡”的。一句话，好像富起来的农民就不能成为藏书家似的，农民的钱一与文化沾边，就成了匪夷所思的狂妄，成了附庸风雅的笑料，这不是明显的身份歧视吗？其实，看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四大藏书楼，哪一座不在民间乡野之中，哪一座又不是当地有文化的士绅耗资建造的？在数千年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封建时代，它们却实实在在地起到了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
第三个话题应该算是好新闻，但里面却包涵着不少隐忧。前几天报道说，北京市某家文化单位与一家实业集团联手，关心民工，把图书馆直接开进了工地，给他们建造了一座民工图书馆。逾百万来京务工人员远离家乡和亲人，为京城建设辛勤劳作，为他们多办些好事实事，想方设法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应有的题中之义。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有一个难解的悖论：那就是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可图书馆却与现代人渐行渐远了。譬如，笔者所居住的这个据称是亚洲最大的望京居民区，30多万人口，楼房盖的鳞次栉比的，竟没有一座公共图书馆。但是，与全国平均每46万人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的情况相比，京城各类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就有30多家，所以北京人算是幸运的呢！不过，农民工有余暇有能力跨过这些图书馆的高门槛吗？我怀疑。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好新闻同样值得人去思索，去年一年，北京市人均图书花费958元，仅北京图书大厦去年一年的销售额就逾4个亿。这数字，包括那百万在京打工的农民工吗？我又怀疑。还有，每次到三联书店，总能看到上下层的台阶上坐满了只看不买的特殊读者。据最近发布的一项国民阅读调查显示，仅有5%的调查对象曾在图书馆阅读过。那么，国家划拨巨资，建造的宏伟漂亮甚而亚洲第一的图书馆，发挥它应有的理念与功效了吗？我还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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