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全译》出版始末

《二十四史》是由清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部史书的结集，自成书以来，一直作为一部完整的国史出版、流传、研究，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来、治国安邦，士族文人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自乾隆四十九年定名《二十四史》以来，传世版本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武英殿本

《二十四史全译》精装本

以木龟铭文立志不久前，记者见到了《二十四史全译》的编辑、校对、出版项目主持人孟繁华先生。一进门，一只高昂着头、身上满是疤痕的木龟首先映入记者眼帘。孟繁华在人民日报工作20年，1987年到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搞社会调查几年，1994年到中国税务出版社，任总编辑近十年。说起和《二十四史全译》的结缘，孟繁华对记者侃侃而谈。1998年春天，一位朋友向他谈起许嘉璐先生正在做《二十四史》的翻译工作，因遇到资金上的困难，工作不得不停下来。孟繁华对这项工作怦然心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人组织翻译一部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让孟繁华帮着去做这件事。孟繁华感到，读《通鉴》没大障碍，翻译有必要吗？但后来书出来却大受欢迎，发行量很大。孟繁华省悟到许多人想读点古书，但语言障碍很大，如果能翻译成白话文，实在是方便大众、惠及后世的功德。他和朋友立即到北师大了解该项目的有关情况，并聆听了许嘉璐先生的一些想法。双方很快签定了协议。孟先生的朋友杨冠三经过几次交流之后，毫不犹豫地决定出资支持这个项目，并为此成立了北京古今出版策划公司。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是由另一家据称有香港背景的公司支持的，拉的架子也很大，但其很快称破产而撤出。此后的几年间，知道这个项目的出版社不在少数，围着这个项目打圈圈的人也不少，而敢于问津者未见其人。和杨冠三同时决定投资的还有一家外资公司，但半年后即宣布退出，并且劝杨冠三放弃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根本做不成”，“这么大的书，这么多人，什么时间是个头儿，花钱是无底洞”。从一般投资的角度说，这种判断和决策是理智的。事实上,《二十四史全译》出版也一推再推，原计划是1999年出版，一直推到了2002年还看不到终点在哪里。就在这时，杨冠三对孟繁华说，你放心，我一定支持把这个项目做完。

2002年,孟繁华到瑞金和井冈山开会，看到一只由天然树根加工成的木龟，它的脖颈和昂起的头，以及背上的那些木瘤完全是自然生成的。孟繁华看了价牌，未敢问津，转了一圈，又回到那家小铺，试作讨价还价。小店主人说：“你知道它在地下多少年？”孟繁华一时语塞。一则不知底数是多少，一则对自己心灵相契的灵物这样讨价还价觉得未免亵渎，心有不忍。在小街上怅惘踯躅多时后心意遂决，一定要买下来，并请店主托运回京。那天晚上，孟繁华写了下面一些话：

井冈有大树，不知其岁。其冠参天如云，赖有此根。养分水分，点点滴滴缕缕，上达于枝叶。时有干旱，根扎愈深。遇礓土顽石，或盘而绕之，或寻其微隙，穿而行之。年年岁岁，不见天日，委曲坚忍，难以名状。诗云：?兮冥兮,龙兮龟兮，负天载地，永不止息。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回京后，孟繁华的脑中时常闪现一幅图景：荒凉的原野，无边无际，干裂的土地，泥泞的沼泽，一只巨大的龟形动物蹒跚而行。情不能止，又写了几句话：

太古中来，混沌鸿蒙，遥乎其岁，邈乎其程。体匍匐而昂首，履泥淖而澄明。创痍满体，矢志如一，蹒跚复蹒跚，不知其所终。

从1999年到今天，6年过去，恍然如昨，孟繁华觉得实际的艰难比当时想象的远为切肤和悠长。孟繁华常常半夜惊醒，出一身冷汗。在这样的日子里，木龟在孟繁华的办公室里一直陪伴着他。如今书已经面世，孟繁华拉了这套书送给了把他引上文学的道路并一直关注着他的恩师。因这套书，孟繁华收到恩师的数封信都没有时间回信，这下终于可以给恩师一个交待了。

经济学家的历史情怀

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冠三先生对《二十四史》以及中华文化的了解让记者吃了一惊。杨冠三先生既不是学文学的，也不是学历史的，而是学经济学的。早在1979年上大学期间就参加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1984年调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6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他从未研究过古汉语，也从未涉足过出版界，他说：“以前，像这样的书，都是皇家做的。我出资做《二十四史全译》，许多人是不以为然的。有朋友断言，这个项目绝对没有结局，花钱是无底洞，撤得越早，损失越小。”杨说，我就问你一句话，看过《二十四史》吗？朋友说看不懂，谁能看懂那玩意！杨说那好办，现在翻译成白话文，能看得懂了。

记者问杨冠三先生为什么要投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用那么大精力做这事。

杨冠三回答,投资翻译《二十四史》道理很简单，就是在抢救中华文化。

他给记者讲了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二十四史》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惟一的。古代文明之中并不止中华文明一个文明存在，但是能够传承下来并且贯穿古今延绵不绝以文字为载体的，到现在只有中华文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二十四史》。第二，有文字记载的古文字，当时有四种：梵语，古汉语，希腊语，拉丁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梵语，现在在印度也只有一小部分学者能看懂，绝大多数人都用英语了。当时梵语所记载的古籍仅次于古汉语，当然古汉语最多，相当于另外三种的总和。而梵语现在已经成了古董，几乎无人能读。这是一种紧迫感的认识。第三，像《二十四史》这样一部用古代语言写成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历史著作，如果没有许嘉璐先生等一批专家从事翻译，从而介绍给现在的读者，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仅是阅读上的障碍也将使这部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存丧失很多可资流传的信息。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杨冠三说：“大家都知道，南朝刘宋时期，我国音韵学发展最有成就。《二十四史全译》的译者在翻译《宋书》乐志的歌词时下了功夫，把古诗用现代语翻译成歌词，一样对仗工整、压韵。但是我们在编辑时，发现竖排的乐词后面跟着一横、二横不等的符号，此类乐词横排后，如何铺排标志，编辑们心里没有底，于是请教了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史教研室的老师。教研室的老师推荐了一本作者为丘琼荪的书稿《历代乐律历志校释》，但此书稿完成于“文革”前,并未出版,迄今书稿下落不明。就连丘先生为何人，工作于何地也讯息全无。这个问题只好挂起来。有类似情况的还有关于天文、历法的翻译等。所以让人很有一种紧迫感。”

绝妙装帧便于收藏

许嘉璐先生在《二十四史全译》向国家图书馆赠书仪式的讲话中说：“这个珍藏本，是仿中国古书的形式，如果打开是宣纸，那就俗了。打开它上面是柚木竹简――假竹简，收藏证书是用香樟精雕而成，好处就在打开有樟木之香，防蛀。当年《史记》就是写在这样的竹简上，卷起竹帘，然后里面是一本本书。这么大的书，如果厚且重，老人怎么看？请你们看看，他们用纸非常轻，非常薄，非常有韧性，就是躺在那里看也没有关系。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大砖头的书他不愿意看。同时这个封面有个圆圈，腾龙图案，突显高贵和凝重，它还有一个功用，合上之后书就不会晃悠。再加上乌檀木做的别签。这多妙啊，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结合。光有书还不行，还做了柜子，这柜子是明式书橱，它是紫檀的。如果有藏书家，图书馆，可以连柜子一起收藏，那真是美妙绝伦。”杨冠三给记者又补充了一点，“函套和别签的用料，叫做乌檀，是如今最贵的木头。弄成小零件，要锯到什么程度呢，那锯条发红。因为这种木头特别硬，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七。“就这东西，非常贵重，也非常难加工成，我们核算过，加工成这样轻薄的一条成品，其价值几乎等于黄金。”

讲起《二十四史全译》珍藏本来,杨冠三滔滔不绝：“珍藏本的函套设计，请到了出版界、美术界装帧设计的一流专家，开过二十几次的论证会，集思广益，十几易其稿。每改动一次，就制作一到两个样品，从最初的样品到大家看到的最终产品，各式各样的函套样品堆满了一屋子。历时一年，才最后定稿。令人欣慰的是，仅就珍藏本的设计、样式、材质、品位、制作而言，就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读者、收藏家的广泛好评。我就亲眼看到侨居美国、新西兰的老华侨爱不释手的情景。”“这么精致的东西，只有请到老田这样的专家才能做得出来。”杨冠三接着说。“说起这‘老田’也是个人物。他叫田桂林，1965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长期做计算机、电子工程设计，在工作中最喜动手实干。这次把他请来担任总工，吃住在工厂几个月，珍藏本的几十个部件的制作，全是老田设计的电脑控制程序。”

《二十四史全译》出版后，杨冠三先生将全球限量发行800套的珍藏本的201号赠送给了国家图书馆，202号赠送给了台湾图书馆。84岁的现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在赠书仪式上致词说：“我代表国家图书馆参加这么一个隆重的赠书仪式，非常高兴。文津厅这个地方虽然不怎么豪华，但这个地点我们馆是很看重的。‘文津厅’的这三个字是钱玄同先生题写的，是一个文化的阵地。有些书虽然希望在这里举行一个首发式，但我们不同意，因为它们不够品位，不是给点钱就可以来的。《二十四史全译》给国图赠书，在这里举行仪式，我们不要钱，反而还出人出力，说明这部书有品位，够资格。”

另据了解，《二十四史全译》珍藏本已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陈为江副主席受托转赠至台湾，正式成为台湾图书馆的藏书。台湾有关方面举行了隆重的接受仪式。台湾图书馆馆长庄芳荣先生致信杨冠三先生：“《二十四史全译》皇皇大作，规模恢宏，装制精雅。惠我馆藏，无任感佩。二十四史，全译对照，打通古今，入史出史，方便众人。嘉惠当代，贻惠将来，传亻布历史，厥功甚伟。至为铭感，特以此函，谨致谢忱。”这套书也成就了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国图赠书仪式上讲话时则特别强调：“历史典籍的整理推广，当然应该依靠国家投资，国家督导，一代代推广下去。这也是中华民族治史、修史、学史、用史的一个传统。历朝历代都是国家组织国史的修订。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推广，采取国办民助，民间投资，也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弥补国家在力量上的不足，更大范围地推动事业发展，这也是一种好的模式。”

《二十四史全译》珍藏本及书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