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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追求

2005-02-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20世纪的各种批评理论随着新一轮的“西学东渐”的大潮渐次进入中国。但这些即使在西方的知识系统中也略显晦涩的个性化、学院化的话语,当它们被移入中国之时,受知识传统、社会发展、语言模式、长期的封闭等因素的制约,文化交流之初所可能出现的误读、生涩、隔膜、浮躁都凸现出来。在90年代

后期,一些具有自觉的中国当下问题意识的学者,克服了最初的浮躁心态,尝试着对这些西方的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使之成为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可用资源,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张德明教授的《批评的视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可以说是其中一部厚实的专著。

《批评的视野》是作者积多年之力研读20世纪西方诗学理论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应用于文学批评的一部力作。作者介绍了20世纪西方批评诗学理论的运行轨迹、价值趋向,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展示了自己的批评追求,并就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当代文论和批评话语的建构离不开对包括20世纪在内的西方诗学的借鉴和学习,而中国意识和中国问题则是这种借鉴的出发点。《批评的视野》以中国语境为起点,以文学为指向,对当代西方诗学作了深度的解读和改造,对外来理论的本土接受作了有益的探索。可以说,本土化和文学性既是张德明对批评的理解和追求,也是本书有别于大量译介性著述的可贵之处。

回到文学的问题意识是理论研究一个十分重要的出发点。那些属于不同星座的大师的理论既有独特性,又有交叉性。《批评的视野》没有按照流行的流派划分的方法,而是突出问题意识,采取以主题划分为主、兼顾流派的原则(P8)。具体地说,这个问题意识就是从西方的文化批评回到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所具体涉及的问题。美国当代文论家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活动的四要素说,认为完整的文学活动应包括作品、世界、艺术家、欣赏者,它们构成了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活动的图式。艾氏理论已为文论界广泛接受。《批评的视野》借鉴并改造了艾氏的理论,在四要素的基础上加上了“语言”要素,形成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活动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有四组关系: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世界、文本与读者。这四组关系构成文学研究的四个最基本的命题,也构成了本书的著述体例。作者以这四组命题作为评介的标准,流派叠出、涉及众多领域的当代西方诗学只有与文学研究的这四组命题相关才会进入作者的视野。这是一种以文学为指向的体例安排。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文学活动中增加了“语言”要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新。语言问题是20世纪西方诗学创新的一个重要维度,本书把语言从文本中析出并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学要素处理,突出了20世纪西方诗学的“语言学转向”,拓展了我们对文学活动的深刻理解。

在当今多元文化交流的时代,自觉的比较意识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基本素养。张德明长期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比较已经成为一个内化于心的研究方法。在《批评的视野》中,作者既使用了作为基本思维方式的比较,也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科的比较。后者更体现了治西方理论的比较学者本土化的可贵努力。任何新理论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总是要从一种知识传统内的其他理论中汲取营养。20世纪西方诗学虽然派别林立,但它们之间又存在或显或隐的联系。在《批评的视野》中,作者以其对20世纪西方诗学的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对各家学说作了追本溯源的梳理和比较:济慈的诗人“消极能力说”、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和新批评的“意图谬误”、“感受谬误”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P61);威姆萨特和伯兹利的“意图谬误”是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先声(P66);拉康对“意识(主体)/无意识(他者)”关系的描述直接受黑格尔“主―奴关系”辩证分析的影响(P75);新历史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的洞见则借用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建立的分析方法(P198-199)……通过这些比较,作者打通了当代西方诗学内部的一个个关节点,为读者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诗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入口。

当代西方诗学是西方语境中的产物,虽然中西交流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但很难说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因此,当它们进入中国时,需要国内学者结合中国文化对它们作必要的阐释和比较,以消除跨文化交流所产生的隔阂和陌生。《批评的视野》对此也作了有益的尝试。20世纪西方诗学从文学批评走向了文化批评,在致力于重建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同时,却也部分地丧失了对文学的应有关注。在《批评的视野》中,作者肯定了当代西方诗学理论的文化转向对90年代以来中国语境中公共性追求的意义,同时又以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自觉,探索将当代西方各种批评理论运用于具体文学批评实践的可能性,对许多作品作了精细的文本解读。如运用雅可布森提出的“把相似性原则从选择轴应用到组合轴”的诗学原则,分析中国的现代诗和流行歌曲的歌词(P21-24);运用托多洛夫的叙事学理论分析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罗伯特・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我的前公爵夫人》(P38-45);运用拉康的无意识滑动理论分析超现实主义诗歌《真实的形象》(P81-84)等。

通俗化是作者的本土化追求在著述风格上的体现。《批评的视野》是作者完稿之后经过“冷处理”的产品,作者曾戏言,一个人40岁之前不要出书。这当然不是给后学的著书立说泼冷水,而是对学术界的浮躁之气表明态度,更是对自己的学术工作的要求。有感于西学译介中存在的“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尴尬,张德明在《批评的视野》中坚守着“通晓”的原则。“通”是读懂读通原著,打通西学内部、中西之间的联系,“晓”是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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