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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绝对侧面

2005-02-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邱华栋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王朔生长于北京,他天然就是一个城市公民,邱华栋则从

外省到北京,也许还是从一个小城市来到北京,城市对他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北京城里汇集了无数的像邱华栋这样从外省来到北京的人。但像邱华栋这样,实则是以异乡人的身份不断地面对城市,追问、质疑、拥抱、逃离,他的一系列对待城市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就像一个多疑、狂热而又笨拙的初恋者,你不知道他到底要从城市那里要得到什么。对于邱华栋来说,城市永远是一个外在场所,一个他每时每刻都意识到的一个“他者”和异在,不断地追问和质疑,使得邱华栋竭尽全力走进城市深处,也就使他成为全力书写城市的人。

过去的小说家,没有人像邱华栋这样在小说中大量运用城市代码,他高频率地描写城市外表,那些豪华的宾馆写字楼、光怪陆离的卡拉OK舞厅酒吧按摩院、混乱的人流、蛮横的立交桥、庞大的体育场……这使邱华栋的小说始终披着一件绚丽的外衣。这并不是简单的对城市外表进行环境描写,这些显著的城市外表本身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中心环节,构成了小说审美意趣的主导部分,没有这些关于自然景致的描写,浪漫派的作品几乎难以独树一帜。对于邱华栋来说,这些城市外表既是他的那些平面人生存的外在的他者,又是此在的精神栖息地。邱华栋热衷于描写城市的街景,城市没有内心,城市只有外表,这就是城市的本质,这也就是城市惊人的存在方式。邱华栋越是抨击城市,竭力撕去城市的外表,他就越是陷入对城市的想象。在那些充满对城市攻讦的词句背后,掩盖着对城市深挚的迷恋。邱华栋与其他作家不同,他的城市是具体的,客观的,实际存在的北京。他的小说中出现的地点场景,都是北京真实的地方,那些豪华饭店,歌厅舞厅,街道和住所,都是真有其名。城市在邱华栋的叙事中,不是冷漠的异在,就是我们经验可以触及的现实实在。

这使邱华栋的小说叙事具有现实直接性,他所表现的生活,那些故事,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赤裸裸的现实。年轻一代作家面对的“现实”,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预先给定本质的现实,而是他们经验直接面对的日常生活。当然,任何人的个体经验都有相对性和局限性,邱华栋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的商业知识分子。这与王朔的那些城市痞子不同,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有些在新闻或文化部门,有些弃文经商,这使他们成为当今中国一个特殊的族群―――商业知识分子。这些人吃饱喝足后开始考虑生活的意义,开始寻求逃离城市束缚的价值取向。邱华栋选取这类人为表现对象,当然是依据他的生活经验,同时也从中获取双重的效用。这些可以享用现今城市所有的消费场所―――而这正是当今中国城市的显著标志;另一方面,这些人不是单纯的经济动物,文化基础可以使他们思考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这使邱华栋的叙事一举两得:既表现城市最新的面目,令人愤恨的外表;又表现出他作为叙事人对城市生存状态的深入浅出的思考。

直接把握住青春期成长的那些硬邦邦的绝对事实,所有的生活琐事都像河水一样退去了,只剩下坚硬的石头。这是一些多么难以逾越的障碍啊,对于街上的这些蠢蠢欲动的少年来说。青春期要排出的某种液体就是生命自我醒觉的绝对明证。主人公为它所困扰,再也走不出这些液体划定的命运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为男性宿命论的源泉。男性终生都幻想把这些液体排空,然而,却被注定了用它来书写自己的墓志铭。小说对青春期困扰的描写是非常直率的,成长的道路曲折而危险。小说从1983年写到了1988年,这种明确而坚定的时间称记,有如绝对的时间容器。这个时间对于作者来说也许与生命中极其重要的记忆相关,这些青春期不安分的幼稚生命,在这个年份肯定经历了各种严峻的现场。小说中出现的那些激动不安的青春少年,他们就在这个年份与历史相遇,有些人轻易就被历史否定了,一些人走过去了,歪歪斜斜地长大成人。

《鼹鼠人》(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邱华栋的一些小说,在叙事上,显示出他的笔力还有瘦硬清竣的一面,没有多余的描写,没有华丽的铺排,它只是彻底地呈现生存事实。这种叙事方式造就了非主体化的人物与物质世界的直接连接方式,极力压抑主观视点,剔除人物的自我意识和反思性的心理活动,邱华栋的这部小说只有裸露出来的坚硬事实,它们拒绝意义,拒绝阐释。我知道我的阅读有如无望的抚摸,即便如此,锐利的表面已经使我惊惧不已。与其说我(们)在关注它,不如说那些存在的物在注视我们,还有什么比这种注视更让人感觉到绝对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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