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商朝的卜辞算起，中国的散文，至今已然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作为观念的产生，却晚了两千多年，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评述黄庭坚的文学成绩时说：“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认为黄庭坚的散文不如诗歌高妙。这是中国古代散文作为观念的最早出现，至今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里，散文与诗歌并列为文学正宗。但是，与诗歌不同的是，中国的散文观念比较含糊。一方面，相对韵文而言的散文，泛指韵文以外一切的文字，这是一种广义的散文观念；另一方面，相对于骈文而言的古文，专指那些单行散句、不拘对偶与声律的文章。这种以古文面目表述的散文，发展到明代末年是晚明小品，在其前，出现了李卓吾的“童心说”，提倡散文创作的诚实态度。“五四”以后，西方的文学观念引入我国，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成为四种文学样式之一。在这个观念涵盖之下的散文不包括交际性的实用文字，只包括记述散文、抒情散文，以及报告文学和杂文。为了与广义的散文相区别，这类散文往往被称为狭义散文，也称文学散文。进一步，报告文学与杂文独立，只剩下记述与抒情散文。为了区别狭义散文，这类散文被提升为纯文学散文。那么，散文的本质是什么？
从叙事学的角度，以人类语言为交际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从形态上看，可以区分为书面语和口头语两种形式。而在表达形式上，又可以区分为独白与对话。其中，戏剧是对话的艺术，诗歌与小说是独白的艺术。诗歌与小说的区别是，诗歌是纯粹的独白，小说是非纯粹的独白。诗歌注重心理事件，是对这些事件的各种情绪的反映，是抒情主人公的独白，是一种倾诉与宣泄，无须一位接受者的存在。小说则必须借助于一位叙述者，它的表现形式是一种谈论，离开了倾听的对象，小说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因此，从这个意义讲，小说并不是纯粹的独白，而是叙述。
散文则介乎诗歌与小说之间。散文也是独白艺术，散文倾向于叙述的时候，散文便以叙述为主体。但是，与小说不同的是，小说的作者不能够直接进入文本，只能通过叙述进入文本，散文则否，可以作者直接进入文本，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散文不是叙述，而是自述，是作者的自我叙述；散文侧重抒情的时候，散文便与诗歌接近，从这个角度说，散文又是作者的自白。
无论是自述还是自白，都说明了散文的一个侧面，我们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完整地揭示散文的本质，这个本质便是，散文：一种包孕情感的自述。从这个意义说，散文又是小说与诗歌结合以后的产物了。当然，我们在认知散文这个特点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它们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便是自述与叙述的区别。
从创作学的角度，在创作过程中，散文作者应该保持真实的创作情感与心理路程，不应该采取一种虚假的态度，也就是说，虚构与散文无关。理由很简单，散文是作者直接进入文本，自然应该以真面目对人，这既是文体的需要，也是阅读与审美的需要。但是，当文本产生以后，文本便独立于作者了。由于散文往往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进行叙述，而且情节淡化，于是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读者，还是编辑，往往把情节淡化，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小说划归到散文的范畴里面，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于是便倒置过来，认为散文是可以虚构的，这其实是文本异化，与创作过程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
这就提示我们，表现在文体上，散文呈现出的某些要素，比如，第一人称、自述、内容的轻松、形式的活泼与随意性，是散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这些元素往往为其他文体所不具备，可望而不可及，是不应该轻易从散文之中取消的。
近年，在散文的创作中，涌现了一些新的元素，感觉的细腻、题材的扩大、方法的创新，诗歌、小说、影视的手法，等等，开始进入散文的文本，从而丰富了散文创作。可以肯定的是，当着小说的手法引进散文，这样的文本必然侧重叙述与描写，而描写蔓延的时候，必然呈现出绵密的特色；当着诗歌的手法引进散文，这样的文本侧重抒情，是可以理解的；当着影视的手法引进散文，比如，把瞬间拉长，这样的文本，自然会摇曳一种慢镜的姿态。这种搀杂了新元素的文本引起读者的关注，从而引起讨论的兴趣，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但是，这些新的元素在散文文本的构成中，处于何种程度，是否可以由此取消散文原本的要素，新与旧的元素是否可以共存，是一个尚需讨论的问题。当然，这只是题材与方法的讨论，并不包括创作态度。如果进而把其他文体的创作态度，引进散文，则完全没有讨论的价值了。因为，非常简单的道理是，散文的本质是一种坚守自我，叙述自我，修辞立其诚的艺术，淡忘或者忽略了这个本质，散文必然会走向另外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