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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形”入“象”:小说家写的哲学书

2005-03-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我没有想到,张弛会写出一部哲学著作。

在我以往的印象里,张弛是一个感性化、诗情化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汗血马》、《红鸟国秘史》、《天地玄黄》,中短篇小说《甲光》、《汉长城》等,都是以一种大写意的诗赋笔墨抒情状物。那野火燎原般的西天红云,那千军万马大厮杀中的花儿歌潮,都给人一种说不出的

心灵震撼和情感激荡。按才质的类型划分,张弛这样的作家应属于浪漫派,即长于主观抒情而拙于理性言志的一类。因此,我很少想到他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即便是思想者,也应是一种以意象和幻境说话的思想者吧,不会是以纯粹的思辨为标志的那类思想者。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的这位才华洋溢的同乡,索性连作品也不大见到了。隐约听人说,他已搁笔不写了,又隐约听人说,他有感于时下文坛的虚浮之气,淡出热闹场景,躲入僻静处,在炮制什么大作。我更相信后一种说法。张弛是个性格沉静的人,能够坐得住,十年磨一剑,这剑也该有一道新的闪光了。

然而,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把他跟哲学联系在一起。

意外的事情发生在去年春节。在电话拜年声中,我听到了久违的张弛的声音。问了一声过年好之后,他告诉我,近五年来,他别的什么也没干,一字一句地硬是写出了一部哲学书。他自认为很好,却不为人所识,寄到有的出版社,编辑总是拖着不看,他问我能否看一下,予以引荐。乍听之下,我有点奇怪,张弛怎么弄起哲学来了?转念一想,也不奇怪,哲学和文学,狭义地讲是两分的,广义地讲又是可以合为一体。在中国古代,哲学就包含在文学中,《庄子》便是一个典型。在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学在某些时候也可视为一体的,例如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又会变成哲学奖,蒙森获奖,奥肯获奖,罗素获奖,萨特获奖,就是例子。一个作家因其思想兴趣的转移和知识结构的变化,由文学创作转向某种学术化的研究,倒也正常,只是张弛的变化不免来得有些突然。于是,在犹豫一阵后,我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吧,你把书稿寄给我,我看了再说。如果真的好,就尽量推荐;如果一般化,就原作奉还,如何?他答以“好”。我于是揽下了这档子事。

书稿很快寄来,书名就叫《命运论》。我不禁一怔:命运!多么艰深沉重的人生话题。多少年来,人类生生不息地探索着这一难题,包括宗教圣人和俗世哲人,大都无法做出自圆其说的破解。现在,张弛又捡起了这个烫手的山药,不知有何创见?如果仅仅是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呀,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呀之类,顶多不过是一部装模作样的随笔式的大散文罢了,谈不上学术性,我也不会感兴趣;倘若真是一部叮当作响的学术论著,那么请问,它的创新之点又在哪里?

为人看稿和为书作序,是帮作者校雠和为读者引路,那是要负眼光责任和道义责任的。眼光责任就是鉴赏力,人家的作品有何长,有何短,要尽量准确地点出来,点对了是伯乐慧眼,点错了,是南郭先生,很有风险。但不管咋样,点对与点错,只与点评者的学识有关,与道德良心无关。而道义责任却是个是否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是长就要说长,是短就要说短,不能因私情私谊无原则地瞎捧―――那样的话不仅贻害作者,误导读者,也使自己的人格蒙羞。我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几十年,为人作序作评也不算少,虽然在前一种责任心上不敢说没有失误,但在后一种责任心上却可以说基本上问心无愧。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尴尬之作,尴尬之境,实在无话可说又不得不说的时候,我并不文过饰非,哪怕委婉地批评,也要批评。现在,面对张弛的这部《命运论》,我却要禁不住脱口而出地说,这真是一本好书,一本难得的好书!在此大变革的时代,人的命运升沉莫辨,这本书肯定会引起不少读者浓厚的兴趣,带来思想的快乐。此书可谓由“形”(这是小说家最擅长的)入“象”(小象有形,大象则无形,那便是进入哲学境界了)。我初读之下,就发现一气难歇,及至读完,周身竟有微微发汗的感觉。我既被作者那海阔天空的思维所吸引,又被他千曲百折的逻辑思辩所折服(这后一种情况可以说是我对张弛早先的估计不足,也可以说正是他后来的最大变化)。激动之下,我很快就将书稿向作家出版社做了推荐。作家出版社的张雅荔女士,张水舟副总编看了之后,从初审到终审,一致地称好,经市场论证,很快就决定了该书的出版。至此,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为作者喜,也为读者喜。

要问,这本书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从哲学和文学两方面介绍,那是要作长篇大论的,非我所能,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评论者,对此专题涉猎不多,还是有待于其他专家的拔识。在这里,我仅就“第一读者”的初读感受,谈些看法,供广大读者参考。

该书首先廓清了哲学史上关于命运本体的各种迷雾。此前以往的人类命运观,是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说起一般性名词,谁也能道出几个,但要细问其名词的概念内涵,就茫然无绪了。《命运论》的作者首先对它们进行了一番抽丝剥茧的清理工作,从古希腊哲学、古印度哲学和先秦哲学以来的各种哲学理论中,归纳整理出了三种代表性的旧命运观。即:1、天命论(含宿命论);2、人力论(含人定胜天论);3、不可知论(含各种怀疑论)。此三种旧命运观的跃然纸上,使我们对历史的状况有了一片较为清澈的视野。这虽然还算不上是严格的创见,但也是一项前人没做过的繁重梳理性劳作,对于我们下一步认识命运的真相,扫清了障碍,提供了一道俯瞰的台阶。

其次,在三种旧命运观的基础之上,作者又结合现代人的整体新思考和作者个人的新发现,提炼出了一个“命运两分论”的第四种新命运观。这是全书的核心,真正的创见。其观点大意谓:命运的本体概念,看似一物,实为二物,它不是一个笼统的“命运”单词,而是由“命”和“运”两组事物、两个范畴和合而成。命的范畴包括:肉体、灵魂、欲望、情感、智力、胆略、德行、血统等10余项要素;运的范畴包括:天运、地运、家运、国运、必然机运、偶然机运等7项要素。它们各有各的性质特点,各有各的运行规律。人生命运的一切祸福形态,有的是命造成的,有的运造成的,有些又是命和运合谋造成的,各有出处,各有渊薮,不可混为一谈。从前的三种旧命运观,之所以各立山头,纷争不息,其根本的误区就在于没有分清命和运的区别。命也是运,运也是命,张冠李戴,皂白不分,因此才造成了认识和实践上的各种阴错阳差,南辕北辙。现在新命运论分清了这一点,就等于划开了一道历史的分水岭,给三江之水找到了一个入海口。我们不仅可从纯粹哲学的角度认清命运本体的结构原理,也使我们在实践哲学方面,找到了分门别类的改命之法和造运之路。这是一个全新的创见,甚至是前无古人的思想发现。

在论证“命运两分”这一核心母题的同时,《命运论》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思想子题。如,关于人性的善恶,传统的说法有性善论、性恶论、流水说、白板说等五六种,现在张弛又提出了一个善恶中三性俱有说,立意颇新,发人深省。又如关于世界观的本体认识,传统的着眼点有时、空两观,现在张弛又提出一个数观,谓之宇宙三元色论。其论据虽然略显单薄,值得商榷,但那探索真理的触角,同样令人耳目一新。另外,该书还有《相法》、《占卜》、《兆》三篇附论,附带对世俗的方术之学做了一次系统化的批判,其中不乏新颖独到真知灼见,特别是对周易八卦的分析解剖,可以说起到了水落石出的作用。凡此种种思想火花,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总之,《命运论》是本好书。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碰撞的背景下,通过一位作者而达成的一次应运而生探索性成果。它对于我们认识当前风云激荡的世界形势和把握个人的个体命运和群体的民族命运,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近闻张弛忽患眼疾,且来势凶猛,右眼暂时失明,这是他过于用功所致,我不免为他着急。我相信,每个读者读了他的书,或会各有收获,不致后悔。倘果能如此,对作者而言就是莫大的幸运和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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