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一书的作者李建彤女士去世了。我试着在google和百度两家搜索了一下，想看看在公众的记忆中，这个人和这本书还留下多少痕迹。结果是两家都搜出四百多条。还算好，没有忘得一干二净！只是两家搜索出的头一条都是“刘索拉的母亲李建彤”，却让我有那么一点点哭笑不得。
当然也怪不得公众。《刘志丹
对于我来说，李建彤这个名字和“刘索拉的母亲”这个人却似乎一直是分存在两个不同的记忆档案中，我很少把两者合成一体来想。
李建彤这个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与《刘志丹》拆解不开联成一体的符号。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先兆。我们在文革时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点名批判《刘志丹》一书时的名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而这句话后面紧跟着的则是一段我们当时背得烂熟且不断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可以认为，这几句话已概括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其要害在于以言治罪。作为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不可能忘记这段语录，所以也不可能忘记李建彤和《刘志丹》。
至于“刘索拉的母亲”这个人，在我的记忆中则是一个长者，一个笑眯眯的老太太。从1980年起我开始经常出入于索拉家 当时索拉就住在父母家里 ，每次见到这位老太太我都决不会想起那场历史风云。这个人和那场风云好像很不相称―――这个人太平和、太坦荡、太豁达、太慈祥了，而那场风云却是太险峻、太阴森、太诡谲、太凶狠了。
我们一帮年青人在索拉家聚会，老太太有时候会兴致勃勃地来旁听，时不时还会妙趣横生地插上几句话。由于她的理解很宽阔，态度又开明，所以她的在场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压力，而只会给我们的聚会添加气氛。她总是跟着我们的话题走，不像许多老年人那样爱把话题硬往自己那头拉。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听见她说过像“我们年青的时候呀”或“我在某某地方的时候呀”这样一类的话，也就是说我完全没听见她说过自己的过去。现在想起来，倒成了一桩憾事！
我对她确实了解不多。但我知道她喜爱文学、喜爱艺术，尤其喜爱音乐，要不然怎么会给自己的两个女儿都用音符（米拉、索拉）取名？我还知道，在一家人天各一方之际（丈夫关押在秦城监狱，儿子嘟嘟与大女儿米拉插队在内蒙古，小女儿索拉寄养在北京，而她自己则在江西五七干校），她还惦记着写信到北京托找朋友教索拉学习钢琴。因而我有一个判断，刘索拉之所以成了音乐家和作家，是因为她有这样一个母亲。
不过，这位母亲让我印象深刻，却不是因为她有了刘索拉这样一个女儿，而还是因为她与天下母亲共有的那一点舐犊之情。
从细微处最能体察母亲的心。1999年，在国外游学行走了十年之久的刘索拉带着一支乐队回国来参加北京爵士音乐节，演出那天特别邀请母亲来观看。病卧在床久不出门的母亲坐着轮椅来了。幕间休息时我到前排去看望她，谈起索拉的唱，我说：“我知道一点她在国外的故事。这副嗓子全是硬练出来的。”我是在表示赞叹，也有间接恭维一下老太太的意思。没想到她的反应根本就不接我的茬，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声：“可怜！”两个字一下子像刀刻的一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想，这是只有母亲才会而且只有母亲才能做出的反应。
由此想到从《魂牵净土》（李建彤传记）一书中读到的一个情节。这位母亲当初在被“隔离审查”时主动要求到江西五七干校去，是因为听说自己还未成年的小女儿索拉与保姆（她称为淑敏大姐）一道已经去了那里。到五七干校后，母女俩未获准住在一起，她的住地与索拉的住地相距有五六里。她当然立即去看过索拉。没想到第二次再去时竟被淑敏大姐堵在了门口：“孩子是我的，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原来是她的到来惊动了当地一伙造反派，给淑敏大姐造成了很大压力。淑敏大姐说：“我别的都不怕，就是担心他们要把我和孩子拆散，那样小索拉就惨了。”作为母亲的她这时候只能配合，说好了不再去看索拉。但到了轮休日却又会不由自主地走到索拉住地的村口，在那里徘徊良久，然后再怏怏而归。她在乡间小路上的这一去一归一徘徊，也是一下子就像电影画面一般嵌入了我的记忆，宛如我亲眼所见。我总在想，我或许应该把那画面命名为“母亲的小路”？
直至接到斯人已逝的消息，在我的意识中这位母亲的形象才与李建彤那个历史符号统一起来，成为我心中的一个人物（我在这里套用了李锐先生的一本书名）。这时候再回首望去，便觉着她生命的最后岁月还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丈夫刘锦范于1990年病逝之后，她第二年就让自己躺了下来。―――卧病在床，不问世事，活得像一个封关修炼的老神仙。只有她的儿女们知道，她之所以没有随即撒手人寰，是因为她还要守护自己的犊子。这一守，就又守了十四年。不怪她放心不下。这位始终笑眯眯的老神仙毕竟是饱经风霜，比我们这班晚生后辈要更懂得人世间的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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