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的列夫・托尔斯泰像
莫斯科市哈莫夫尼基巷21号，托尔斯泰故居纪念馆外景
有一年夏天，当我在峭壁耸崎、云雾缭绕的黄山登上天都峰时，顿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人似乎升华了，净化了。是由于习惯仰望高山的人忽然从山巅之上俯视万倾苍翠所致，抑或是置身于茫茫的云海中，浸沉在蒙蒙的雨雾里，面对着忽隐忽现、变幻莫测的景象而使然，自己也说不清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似乎也产生过类似的感觉。我在记忆的深处苦苦地挖掘，终于发现了那飘忽在心底的影子。那是在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01）的故居和庄园。
莫斯科人谁不晓得这个地方？谁不以这个地方为骄傲？列夫・托尔斯泰在这个宅院里度过了20个冬天。
这个宅院夹在两堵赭红色砖墙中间。我站在南头的土坡上，环视眼前的景色。一段接连着二层楼房的栅栏把大院隔成南北两半。南半部是后花园，树木耸立。莫斯科闹市区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是够惬意的了，也许它多少像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某一个角落。北半部是前院，临街。
如今，一切都保留着19世纪的样子。附近的街道早已铺上了沥青，惟独这条巷子仍然是原来的土路。高高的木板墙还是刷成过去的古铜色。周围的楼房灯光通明，惟独这栋房子点着蜡烛。室内一尘不染，只是主人不在了。但，来访者没有减少，反而络绎不绝，来自天南海北。现在这个宅院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故居纪念馆。
可能由于托尔斯泰中年时就蓄下飘洒迷人的胡须，显出一幅可敬的长者形象；也可能是由于他很早就写出了震惊世人的文学巨作，所以中国人常常亲切地称他为“托翁”。这是中国人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对他表示的真挚敬意与深厚情感。
托翁一生中到过很多地方，作为长期定居之所只有两处，即他的故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和莫斯科市哈莫夫尼基巷21号。
1881年，托翁为了送大孩子们进高等学校，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农村。1883年迁入这栋房子。那一年他58岁。他的《童年・少年・青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哥萨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都已问世。他已经是举世闻名的作家了。但他的思想还在发展、还在变迁，他没有停止对人生意义的真谛的探索。
现在是初冬。我站在后花园中的土丘上，脚下的花草已枯萎，眼前的树木已凋零，地上铺着一层白雪。托翁在世时的古树只剩下五棵，其中一棵枫树、四棵菩提，树干粗大，树皮乌黑。它们伸张着枝杈，仿佛在为我们指点托翁停留过的地方。它们见过这位中等身材、结实健壮的作家，见过他拂晓时刻怎样拖着雪橇往楼里运水，见过他怎样迈着坚定的步伐在蜿蜒的小径上散步、沉思，在白色的凉亭中修改《复活》校样。它们也见过他和夫人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及孩子们在后花园中自泼的冰场上悠悠地滑行。
“只有这五棵古树见过托尔斯泰吗？”不知为什么我脱口问了一句。
“呵，不。在前院大门口处还有一棵白桦树……”解说员认真地回答道。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棵变了形的老白桦树站在大门口的门房前。如果不是解说员的提醒，我不会注意到这棵树，更不会认出它是白桦。它太老了，我粗粗估算了一下，它足有七八十岁了。我见过一张1898年拍的照片：前景是托翁骑在马上，后边就是这棵白桦。那时它非常挺秀、纤细、亭亭玉立，活像个少女躲在门旁怯怯地窥望。如今，它的主干扭曲，树皮粗糙，如同垂危的老妪。不过它仍然值得羡慕，因为它见过托翁，只要托翁外出，不管是徒步还是乘车，总要经过它的身旁。也许它见过托翁怎样对着账房门上的牌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著作出版经营所”而浓眉紧皱。账房在前院，是他的夫人管辖的机构。据说托翁从不过问经营所的情况，但他在1895年的一篇日记里写道：“近十年来，拿我的文章作买卖，是我生平最痛心的事。”
我久久地望着那栋赭石色的二层楼房，特别是东南角上的三扇窗户。那是托翁的书房。我们刚刚参观过那个房间，它在托翁住宅里是最矮的一间。房间陈设不难描写：淡绿色的墙壁，几扇窗户，几张墨绿色的软椅，一张大沙发，两个茶几，一个橱柜，一张写字台。这张写字台很有特色，桌面的四边有一排小围栏，我们在一些照片和画中都见过它。这是托翁在家具店中亲自选购的。桌上放着纸张、钢笔、墨水、文具盒、报纸和一对铜烛台。托翁平时只点燃一盏。为此，他对友人说：“我写作时只用一只烛台，也活到了70岁，而且还从来不戴眼镜。”其实，托翁的视力不佳，他近视，只是不肯戴眼镜。他写字时为了使眼睛靠近纸张，甚至把座椅的四条腿锯短了一截。这是一把硬座椅子，现在还摆在原位。只是再也没有人坐过。
每当托翁伏案过久，腰酸背疼时，他便架起折叠的高高的桌子，继续站着写作。
1893年11月底他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早晨从9时到12时或1时，我从事写作，然后吃饭、休息，然后去散步或劈木柴，不过力气已经越来越小了，然后吃午饭……然后处理信件或接待客人。”这封信中还有一句话吐露了他渴求埋头写作的急切心情：“如果把我关在监狱里，给我笔与纸，我会是多么高兴地从事写作艺术作品呵……”托翁之所以说出这么心酸的话，有其难言之苦：生活琐事的干扰太大了。托翁写作需要安静，需要思想高度集中，所以每天上午他的夫人总是劝阻外人，包括家人，别去干扰他，在这方面她是尽职的。但她无法阻止思想上的干扰。
就是在这间书房中托翁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写字台上普通的木杆钢笔，房子中间的圆桌和沙发……都可以作证，为了完成这部不朽之作，他花费了多少心血。
有一天，托翁的好友阿・费・科尼法官对他讲了一起自己经手的案件，给托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案情非常动人，决心把它写得非常出色。但，从他听到这个案情，到动手写作，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而把“科尼的故事”写成《复活》，又惨淡经营了10年之久 1889～1899 。他苦心构思，六易其稿，仅保留下来的原稿就有7000页之多。卡秋莎・玛丝洛娃出场时的肖像反复写了20个方案，而定稿中只用了14行字。这说明托翁是如何精益求精，遵循他早已提出的主张：“没有任何天才的增添可以像删节那样使作品更加完美。”
创作这部小说过程中，托翁多次中断，有时时间拖得很长，当然原因很多，但，中断的过程恰恰使小说的思想深化了。最初，他只打算写成一本道德教诲小说。小说的中心原是一个贵族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认出被告女犯是他当年遗弃的卡秋莎，他突然良心发现，决心悔改。他要帮助她精神复活，娶她为妻，婚后一起移居国外。可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使托翁日益加强了批判力量，终于让忏悔的贵族退居从属地位，而让从人民中来的卡秋莎成为小说的主角。“别人干了坏事，倒什么事也没有，我却要平白无故地受苦。”卡秋莎的这句话主宰了作家的心。作者为维护被侮辱人们的权利而申张正义，小说最后成了对剥削制度最有力的血泪控诉。
托尔斯泰经历丰富，生活根基极其深厚，他把自己所熟悉的上流社会的豪奢竞逐、纸醉金迷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的灾难、莫斯科郊区和城市贫民的疾苦都熔铸在这部小说中了。但，俄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为他所不了解，如法庭讼诉、监狱制度、犯人生活等等。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没有编造的成分，他出席审理案件，走访狱吏，进行调查研究。1895年10月27日他的女儿玛丽娅写给母亲的信，透露了一点情况：“爸爸骑马去图拉，为的是听取31日开庭审理的案子，从中描绘卡秋莎的身影和他要了解的案情。”1899年托翁走访布兑监狱的狱吏维诺格拉多夫，后来又把他请到自己的家中来交谈，一连三日，甚至请他修改稿件。
我看着托翁书房中的桌子、椅子，仿佛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一个身穿制服的狱吏在侃侃陈述，另一位灰发浓须的老人在认真地做记录。狱吏维诺格拉多夫本人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记述了在这个房间里的经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让我在中间的桌子旁坐下，他从自己的写字台上把校样拿过来，摆在我的面前，说：‘请您看看校样，并把文中不合乎你们监狱的制度的地方告诉我，我来记。’”
“他坐下来，把纸放在自己的眼前。我阅读描写监狱的校样，一边看一边讲什么地方写得不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把话记在自己的纸上……阅读校样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常常打断我，向我打听监狱生活中的种种情况。”
正是在托翁访问了狱吏，弄清楚了监狱的规章制度之后，才把政治犯与刑事犯在狱中接触的场面，改为在押解苦役的途中。
《复活》的题材超越了科尼讲过的情节。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罪犯不是那些被法庭判决的不幸的人，而是侮辱和损害他们的社会。列宁在评介托尔斯泰时精辟地指出：“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挞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虚伪。”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居住的年代是他的思想发生“突变”的时期。他再也看不惯贫富的悬殊关系，决心彻底改变贵族老爷的生活方式。他要在宗教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在劳动中追求生活的乐趣。
（本文摘自《俄罗斯大师故居》，高莽著，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列夫・托尔斯泰与兄长们合影（1854）（右一为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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