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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农民事关国运

2005-03-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我高兴地阅读了《中国之重―――32位权威人士解读“三农”问题》的部分书稿。这32位专家,就粮食、物权、税费、金融、教育、城乡统筹、公共服务、人口流动等诸多问题,从法律、政策、措施等层面畅谈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足以代表当今各界专家学者对“三农”的关切和多年思考研究的成果,集中表达了所有关心“三农”的

人们的心情。读后,我不能不为之感动。专家们如此重视“三农”问题,为之殚精竭虑,政府不断地从这些鞭辟入里的见解中择善而行之,何愁制约我国发展的这一瓶颈不能以世人料想不到的速度解决 现在,不分界别职业,知道“三农”问题与国家发展关系之密切、并且关心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不但能为解决“三农”问题起到献计献策的作用,而且能引起各界人士对“农”字进一步的关注,了解此事之艰难,增强人们的信心,齐心合力攻克这一世界级的难题。

“三农”,这是中国特有的词儿,恐怕要让翻译家多费些脑筋了。农村、农业、农民,三者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由农民问题就必然扩展到农业发展与改革问题、农村建设和管理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则是农民,并且始终是中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我所说的“始终”,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头到尾的过程。为什么 一是中国农民太多,二是中国农耕时代太长。农民多,自然解决起来要困难;农耕时代长,落后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农耕意识就需要很长时间的改革实践逐渐改变;观念不变,农民的聪明才智就解放不出来,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就难以增强。

20多年前,这个问题并不显得突出,虽然当年搞“公社化”的出发点之一也是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但是毕竟那时工业生产力也并不很高,城乡差距不十分大,全球市场竞争还没有引进到国内。因此发动这一运动并不是为了改变经济的二元结构,加之认识和方法的错误,其结果是农民饿肚子,城里人也吃不饱。农民问题的凸显,是工业化时代必然出现的现象;而经济全球化又更加剧了它的紧迫性。

我们姑且抛开国家发展需要解决“三农”问题这一点,单就80多年来中国的历史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要是农民建成了今天的中国。武装斗争时期,农民用勉强糊口的粮食乃至生命养育了人民军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用物资、劳力和货币直接地或间接地支持城市建设、工业化建设。没有农民几十年来的奉献,就没有现在的中国。现在我国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的拉大,更显出农民生产条件之差,生活之艰苦。另一方面,参照西方工业化的规律,当社会进入工业化中期时,城乡就必须协调发展。在西方,兼顾农村,是被迫的,被动的,是为工业资本获得稳定高额利润所驱使的;在我国,重视“三农”,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则是自愿的,主动的,是为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国家的前途着想的。重视“三农”,绝不是施舍,不是恩赐,而是城乡携手并进,是城市和工业对农村农业的“反哺”―――这个词儿意味着回报―――是对几十年来农民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一切的肯定和报答。因此,解决涉及“三农”的种种问题,必须带着深厚的感情去做。特别是直接从事“三农”工作的同志,应该一想到肩上的重担就食不甘,寝不安,而不仅仅是上级让我做我就做。

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如果“三农”问题不能尽快地逐步地妥善地解决,后果是极其可怕的: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难以持续,甚至可能停滞、滑坡。这是因为,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在“人往高处走”规律的催动下,城市将不堪其负,治安恶化和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城市所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能源将难以为继,工业产品由于广大农村市场没有真正形成而过剩,一旦遇到世界的或国内的经济风波,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而这种情景的背后则必然是城乡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振兴的理想不知道将延迟多少年。

本书的文章里就都是饱含着浓情,站在时代的前沿,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其吸引人处即在于此。

在这本书里,专家们已经把解决“三农”问题的种种关键性所在一一分析得很深刻了。读后,在我脑子里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这些关键性问题从四面八方都连到这样一个核心上:要想让农民富起来,一要减少农民,二要减少知识欠缺的农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劳动力,无不以这几点为前提。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农民自发地减少,那将造成农民大量无序而盲目地流入城市,变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见到的大片贫民窟里的成员,而这是和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背道而驰的;这也绝不等于要等到农民的综合素质提高后再去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等等工作,那不但将事倍功半,而且时不我待。相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结构的调整、小城镇的建设都是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和课堂。农民最讲实际,“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不是因为他们“保守”、落后,而是因为他们实在“输不起”―――一年的收成或务工收入,就是一家大小来年的衣食看病送终之所赖。只有边干边提高,他们才乐于接受,便于接受。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三农”采取过许多措施,从推行联产承包制、扶贫攻坚,到最近几年西部开发、减免农业税,几乎用尽了现在能想到、能做到的办法。今后要在已有的很好的基础上再向前跨步,可能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更需要新的思路、新的举措,需要跳出“农”字的圈子研究“农”的问题,就像本书中几位专家所指出的那样。

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和政府的切实措施,离不开学术界的研究,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为了8亿多农民,为了祖国的振兴,的确应该倾全国之力,应该人人关心。因此,我也希望继这本书之后能有更多的这样的研究成果出版。

此文为作者给田永胜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之重―――32位权威人士解读―――“三农”问题》所写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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