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需要举出一家国内出版社其特征是编辑兼具学者之功力或潜质，但凡读书人都无法忽略中华书局。” 《中华同人学术论集出版说明》，2002年）在中华书局编辑与学者相统一的90余年历程中，傅璇琮先生无疑是一位最具代表性人物。最近，他出版了《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 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 ，更集中地体现了这
该书是傅先生论文的结集，最早的写于1958年，最晚的写于2003年。共分六编：甲编是有关唐代翰林学士研究的论文，重在探讨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乙编是唐宋时期作家作品的考索与学术著作的评论，重在文献的发覆与辨证；丙编是为他人学术著作撰写的序言，重在与学界同仁的切磋与交流；丁编是怀念前辈学者的文字，重在宏扬独立沉潜的学术精神；戊编是编辑图书时撰写的出版说明，重在叙述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体会；己编是唐代文学学会的规划与策划文字，重在表现唐代研究求实、创新、团结、奉献的学术风气。
在学术研究方面，傅先生大多从史料清理入手，对过去的成就作细致、求实的考析，而不囿成说，故而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其中有“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数句，传统的解释都认为“家君作宰”是说王勃的父亲于前几年出为交趾令，而“路出名区”则是指王勃这次前去探望父亲，路过洪都这一名城大郡。但这种解释即使从语法结构上说也是有毛病的。傅先生通过对史料的辨析、王勃生卒年的考证、王勃获罪与其父受牵连被贬的论析，否定了传统的说法，得出了新的结论：“那一年秋天，是王勃陪同他父亲一起去交趾，后来在回来的路上，王勃不幸于渡海时堕水而死。”“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洪都大府，都督雅望，人杰地灵，真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而对此种情况，家父是往远地赴县令之职，因而途经此名区，而自己何知，竟得以亲逢这一盛会。”这样的解释，不仅使王勃此文理解的误区得以纠正，而且使王勃事迹研究的重大疑点得到了澄清。
傅先生作为一位编辑出版家，对于学术著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披沙拣金，成就了众多的名山事业，在这一过程中也融进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收在本书乙编中的《读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一文就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最早刊于1962年9月23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当时傅先生还不到30岁，接受了《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的编辑任务，并几番细读全书。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汇编》的成绩、可以商榷的地方、应该增补的部分，作出精当而全面的研究。尤其是应该增补的部分，读之令人赞叹。如书中有这样一例：“颜真卿有一首《咏陶渊明》，……这首诗对后世颇有影响，南宋一些人以忠义目陶，大多受颜诗的启发。又如《文选》五臣注说：‘潜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北宋的思悦驳斥五臣的说法，说：‘渊明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这是陶诗批评史上一个著名的论点。然而颜真卿的诗中已经有这一说 题诗庚子岁 。颜在思悦前，思悦之说大约本此。”不仅补充了一条重要资料，还对这条资料的来龙去脉作了清晰翔实的考察，读之令人信服。傅先生特地把这篇文章收入《论丛》，并在该书的《前言》中颇有感慨地说：“这次阅读校样，重读……1962年9月所写的《读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我真惊讶，文中所提及的一些书，我竟很陌生，好像没有读过；我真觉得，现在要我来写，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我由此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做学问，确不必有什么政治牵挂之虞和世态炎凉之辱，真如我为《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所立的标题：‘一心为学，静观自得。’”当时傅先生的个人背景更为特殊，他在1958年初，因所谓参与筹办“同仁刊物”，被错划为右派，于同年3月被迫离开北大，至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后因商务与中华出版任务调整，又转至中华书局。他是在政治上备受压抑的情况下，又是在中华书局的特殊环境中从事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的，而自己确定的一心为学的志向，使得他坦然面对一切挫折与屈辱，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程千帆先生1998年所作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总的说来，在本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卓著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从他的实践来看，几十年中，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他的追求看来很明确，用成语来说，就是《孟子》所说的‘善与人同’；《荀子》所说的‘学不可以已’；《礼记》所说的‘在止于至善’。”说得非常精当，由学者的潜心治学以取得卓越的成就，加上编辑的求真务实与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精诚合作，从而引领唐代文学研究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健康有序地发展，形成良好的学风，这应该是傅先生的重要贡献。这些学术贡献与傅先生几十年来的治学途径与坎坷历程，都在本书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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