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伟：2003年的最后一天来到北京
2003年的最后一天，柳建伟踏上北京的土地，12年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到北京来发展，是柳建伟多年的心愿。成都是非常好的地方，成都军区包括四川省都对他不错，从大学毕业后，柳建伟在那里待了20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在一个城市待久了，
如果说四川是内海，那么北京就是大洋。柳建伟一直期待到北京来发展。这个梦做了12年。他原来是搞计算机专业的，想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职业，但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没能改变，读了研究生也没能改变，他一直待在原来的单位，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创作了《突出重围》、《北方城廓》。机会终于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找到柳建伟，希望他把抗洪题材的电影写好。2003年春天，电影《惊涛骇浪》公演，下半年柳建伟开始调动。调来两个半月之后，正赶上单位分房子，柳建伟从八一厂的招待所搬进了一个90多平米的房子，从原来的专业作家，变成了编剧。
北京是一座大气的城市，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柳建伟的父亲曾在北京工作多年，北京对柳建伟的童年产生很大的影响。童年的记忆是根深蒂固的。就像很多作家如莫言、贾平凹，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农民，这是童年的经验。北京对柳建伟来讲有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中国历代的文人有派别之分，但是北京有文学的包容性，所谓京味小说在北京只是一个流派而已，写海派也有市场，也能找到同道。在地级城市，如果你不从众，是得不到认同的。
柳建伟说：“我曾经想，如果来不了北京的话，是否考虑回河南。但是我也有担忧。河南地方上走出来的作家以及部队里走出来的作家，如周大新、阎连科、朱秀海、李洱、刘庆邦，这些作家来到北京发展都很好，这说明北京这样一种文化的基础和河南是基本一致的。保持了文化最根本的因子。我没听说河南籍作家跑到上海后发展很不错。”他想，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实现了到北京的战略转移，如果没有特别的机遇，将会在北京这座城市一直待下去。
到北京后，柳建伟对目前的状态非常满意。在别的地方待着，有像一滴油滴到水桶里的感觉。而在北京，是如鱼得水的感觉。年底可以写完《大明悲歌》，这部作品是他战略上的一种尝试，过去写过农村题材、都市题材、军事题材，现在尝试历史小说创作。但也有一些不足，职业是编剧，电影创作是一个群体创作，不同于过去，想做什么，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尽情发挥，现在成了编剧之后，自由度小了。创作上不是那么自由了。好在现在还有时间从事小说创作，可以继续原来作为作家的独立创作的享受。
张者：认同所有的城市
到北京之前，张者在重庆一家杂志社任职。“重庆是座好玩的城市，消费水平低，同学朋友多，诱惑也多。早晨一起床，电话来了，约到茶馆喝茶，然后摆起麻将，旁边会有人上来给你擦皮鞋。感觉特别腐败。周末就完了。”张者想换换感觉。有两种选择：一是到北京工作，二是通过读书。
1995年，北大毕业生张者抱着考研的梦想又重新回到北京，通过同学在母校旁边租了间小平房。一间十多平米的平房月租金四五百元，这样的价钱在重庆可以租到两室一厅的楼房。冬天没有暖气，自己生炉子搞得烟熏火燎。晚上睡觉时回到这个冰冷的小屋子，外面大雪纷飞，北风嗖嗖地，从墙缝里刮进来，在北方这座陌生的城市，张者开着电热毯，蜷缩在被窝里，感觉自己像白毛女，生活一下如此凄惨，随时可能被抛弃。好在天一明他又赶到学校。可以坐在有暖气的教室里踏踏实实地学习。
张者说“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过这样的生活，好多人为了改变现状，抱着梦想在北大四周租着平房。我作为过来人，回忆过去―――终于过来了，真是不容易。”
1996年，张者成为北大法学系研究生，住进北大宿舍，边读书边打工。他立刻去给企业做法律顾问，月收入好几千，经济问题解决了。毕业之后，他又和朋友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这时他突然觉得不喜欢自己，一天到晚天天“吵架”赚钱，还不如当记者。于是他又去新华社一家经济杂志开专栏。
张者其实一直有个作家梦。他一直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但从来也没觉得这些作品能养家糊口。研究生毕业后，重庆市作家协会希望张者能够回去，张者同意了，这位重庆作家目前生活在北京，号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会开乱七八糟的会，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事，可以睡到自然醒，等到自然饿，熬到自然困，不考试拿职称，不坐班拿工资。北京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能遇到该领域中最顶级的人物，他们之间会产生专业的交叉，这对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北京所产生的辐射力强大得多。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恰恰是需要这种辐射力的。在北京，可以不必天天聚会，随心所欲地写作，也许偶尔会有电话，但反而是一种放松。
读书改变了张者的命运。《桃李》刚好在他命运转折点之后烧了把“火”，不但书一而再地加印，影视改编权也卖得好。这把“火”，让张者在北京稳定下来了。他买了150平米的房子，南北通透，落地大窗，早晨起来被阳光包围，此时放一点音乐，张者很快会进入创作的状态。他说：“我对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比较满意。现在的理想就是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写出想写的好作品，尽目前的水平写出我认为比较满意的作品，不断地往前走。”今年张者有两部作品一起推出，一是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血兄弟》，另一部是《桃李》的续集《桃花》。张者说，写作《桃花》的过程很幸福，像三年没有见面的情人，有一种惊喜意外的感觉，又是大学校园的生活，幽默的语言感觉随时喷发出来，让你惊讶，每一个句子都很精彩。三年之前创作的长篇《桃李》，是一部部中篇的集中，现在的《桃花》就是作为长篇来写的，结构更为完善。
张者的母亲在郑州，弟弟在兰州，妹妹在新疆，他们的联系只是周末通个电话。张者认同所有的城市，他到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陌生感，他也不知道哪儿应该是自己的根―――祖籍是河南，却没在那里待几个月，因父母支边，他在新疆读完中学，又在重庆工作学习10年，截至目前在北京也待了10年。他想自己恐怕真的要在北京定居了，也许有时间时会四处走走，比如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到新疆去写一部以新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这也是张者早就想写的小说，因为他的中学是在新疆读的，少年的记忆有时更能出文学作品。
洛艺嘉：三年游走48个国家
应该说，洛艺嘉过着一种安逸舒适又不乏追求的生活。祖籍吉林的洛艺嘉，小时候在东北三省都待过，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拥有一份稳定的报社记者的职业，业余时间搞点创作，出版了三四本书：《资本时代爱情现在时》、《同居的爱人要离开》，甚至涉猎心理学的《别跟猪打架》被心理学杂志及网站评为心理学畅销图书前三名。但是突然有一天，她觉得厌倦了这种生活。在这座熟悉的城市待着日渐麻木，日复一日重复的生活失去意义，她甚至能预见到自己十年后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自己感觉当记者写作的东西很浮躁，被其他事情牵绊着，不可能有自己的时间，她需要离开。
她是一个喜欢四处游走的人。大学时跑遍中国十几个省，当了记者更是哪儿都去。本来她计划年老时再去环球旅行，现在她决定提前了，她那么急切地想出去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她开始准备了，她认为这种准备主要是勇气上的准备，她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自信给了她很多勇气。每到一个国家，她先找旅店住下来，拿出地图找旅行书上介绍的城市和景点，如果喜欢就在这座城市住一段时间。三年时间，她去了欧洲26个国家，非洲22个国家，参加过五六次婚礼，两次葬礼，还遭遇了两次抢劫，遇见两个国家的战争，她常常找不到旅店，在路上漫无目的地开车到深夜。在巴塞罗那时，她的包被偷走，几乎一无所有。好在后来警察帮她找到了，丢了一些东西，但拍过的胶卷还在，一路上的记录本还在。
环球旅游最初的想法只是好奇、浪漫。没想到一走就是三年，洛艺嘉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宽容，非常乐观的，更豁达；写作所关注的视野更宽，观察更细，写作的状态更沉静。这些无疑会影响到将来的创作。再回来的时候，洛艺嘉发现自己落伍了。她不知道MSN、DIY，而且就业压力特别大。她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状态了。她希望自己沉下心来写作。中短篇小说集《把心愿挂起来》和图文书散文集即将出版，长篇小说《马德里美人帮》将先在《作家》杂志刊发，另一本旅行书也要在台湾出版。洛艺嘉说：“很少有作家像我这样，一个人三年时间走遍48个国家。我关注跟时代同步的异域人的生活状态。写散文，我更注重文化味，不是普通的游记；我还会以国外为背景写一系列小说。写长篇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中国所有的城市，我最喜欢北京，因为她是一个开放的、宽容的城市。”
魏微：对生活过的城市怀有感激之情
两个多月没有联系，魏微居然从北京跑到了广州。不是旅游，而是定居。对于熟悉魏微的朋友而言，她的这一决定，既意外又在预料之中。她对于城市的感觉是很麻痹的，因为在城市生活不是跟城市直接联系，而是跟少部分朋友联系。
在老家念完高中，魏微来到南京大学念书，后来进了杂志社。在南京生活的六七年时间，她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还是自由撰稿。理论上说，作家在一个城市时间久了会麻痹，熟悉某个城市，便缺少了新鲜感。她认为新鲜感对作家来说很重要。一个偶然的机会，魏微来到北京。在北京的三年期间，她在和平里租了房子，每月一千多元的租金，靠出书和稿费完全能应对开销。北京的城市气质与南京不同，但对她来说，就是生活在少部分朋友中间，虽然具体的人变了，但圈子没什么变化。她大部分的状态就是坐在家里，看书写作，偶尔跟朋友聚会，生活的形态没什么区别，收获就是与很多朋友结下了友谊。
魏微说，隔不长时间换个城市走走，这样的状态是自己的理想状态。作家的生活不能太安静了，应该适当地走动，可能对你的感觉和思想有撞击。但无论走到哪里，亲情是坚强的后盾，身后总有个家在。所以这些年来，魏微虽然生活在外地，感情上与家乡的距离反而更贴近。
去年年底，魏微与广东省作协签约，成为广东省专业作家。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单位给安排了两居室，每年有固定收入，可以专职写作了，魏微觉得自己很轻松。她说：“广州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是陌生、活跃的地方，我是冬天来的，这里绿树成荫，感觉特别新鲜。其实我的创作与城市无关，而是与自己状态有关。如果单纯说写作，在南京时状态更单纯，但性格比较固执孤僻，到了北京，变得更随和，更善解人意。但是在北京太贪玩，没写什么作品。虽然每个城市的地貌气质不同，但你在这个城市生活过，身边有些朋友，被他们友善地对待过，所以我对生活过的城市都有感激之情，它承载你过去生命的一段时光。”
魏微觉得广州这座城市非常适合自己，气候湿润，是很生活化的城市。走过那么多城市，总是要找一个城市待下来，作为落脚点，如果没有变化，也许会把广州作为自己的家，偶尔到别的城市走走。
戴来：热闹的生活对写作没有好处
1995年底，23岁的戴来结束复旦大学作家班的学习，来到鲁迅文学院。她自己也预料不到，在鲁院的学习，结下一段姻缘，使自己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苏州，走进一所陌生的城市―――河南新乡。
新乡的生活质量显然不如苏州，戴来似乎不太在意这些。结婚、生子，她踏踏实实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和外界联系很少，甚至没有自己的朋友。即使现在，她也不了解这座生活了10年的城市。她基本上没工作过，人们也不知道这里生活着一位怀着写作梦想的青年女子。一直到2002年，新乡市特批了一个公务员的指标，把戴来安排在新乡市文联，仍然不用上班，偶尔参加一下会议。戴来说：“我还是跟城市没有关系。这样蛮好，相对安定封闭的生活，比较适合我的性格。如果让我上班，跟社会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会让我痛苦，难以应付。我在北京待的那些时间，感觉饭局多，人特别累。这个不是我所需要的，对写作没什么好处。”
有些作家，是必须热闹着，不断地体验着；有些则近乎封闭地生活。戴来显然是后一种。媒体如此发达，她不出门照样可以了解各种生活形式，经验性的东西是完全可以体会的。完全从生活中找体验，对于戴来没有什么意义。她的写作和生活是完全分开的，白天像正常上班一样，戴来会准时打开电脑，写或不写都会在电脑前待着：“我可能不是很用功，也不会有使命感，但有信心把写好，写作特别适合我。写作的过程很愉悦，很有成就感。”最近，戴来刚刚完成了新的小长篇《缝隙》，将在《小说月报》（原创版）首发。时间是有缝隙，人有时会掉到时间的缝隙中，瞬间的状态会放大。此后戴来还想写一部关于老年生活的短篇，因为写老年生活的作品很少，其实老年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跟你的生活毫无关系，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写起来很好玩。
新乡不是自己成长的地方，因此没有复杂的关系，因此给戴来的写作提供了相对安静简单的环境。这是适合她的生活。但将来也可能回到苏州老家，因为苏州更适合人类居住，会给孩子的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北京太吵了，不适合人类居住。
李修文：迷恋没有抵达的远方
从《滴泪痣》到《捆绑上天堂》，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李修文的长篇小说亮相文坛之前，其实已经发表若干中短篇。他对于城市的观点是，一个作家必须经常离开自已熟悉的城市，但完全脱离却会经常失语。就他的生活经验而言，平均每四五年要换一次地方。他相信且几乎可能预计到自己有这种变动。因为他总是抵御不了这种诱惑，他迷恋没有抵达过的远方。
18岁那年，李修文离开武汉去了日本，之后去了长春，在《作家》杂志任编辑。他喜欢东北大片美丽的白桦林，但待了一年多，却没写出一部成功的小说。在日本也是如此。离开自己所熟悉的语言系统，在北方相对比较粗糙的文化环境中，他的思维和创作发挥不了作用。他从此明白，如果想写小说，想做一个作家的话，你的第一根基来自语感。语感丧失，写作不可能进行下去。诺奖获得者恶尔扩特有一句话：要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得改变我们的生活。李修文觉得自己还是欣赏作家能做到知行合一，生活和写作一致。自己的文风是细腻的，喜欢描写细节；而在东北待着，那种语言诉兴奋点，挥之不去的语言上的期待其实仍停留在南方。
李修文最终决定回到武汉。然而回去后，反而每年有很多时间在外地写作。前年在青海和甘肃，去年在大理，每年至少在外地待两个月左右，边写边走。李修文说：“我很迷恋这样一种迁徙，这不同于观光意义上的走马观花。武汉是我的底细，我离不开，在那里生活上没有压力，什么都是熟悉的。但我希望每年有两个月时间在外面。这种逸出带来的审美经验对我的写作有刺激感，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崭新的经验融入身体，并且跟我原有的条条框框规定内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我觉得很轻松。这是我中意的生活方式，并且一定会对写作发生作用。”
近两年来，李修文并没写什么新作品。以前旧有的那种写作的风格已经疲惫，新的经验和风格还在寻找中，他正在写一部新作，他希望沉默地、安静地写作，要一个没任何参照物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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