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对这个名字闻所未闻。而我在束星北执教多年的浙江大学所在地杭州已居住十余载，从业于媒体，也算兴趣广泛，且很关注科学。由此推断，知道他的人真是不多。
最初从《中华读书报》上看到《束星北档案》
束星北何许人也？
他是上世纪与王淦昌齐名的世界级物理学家，李政道与吴健雄的老师，与爱因斯坦有直接交往，并深得玻尔赞许。与王淦昌不同的是，他把对科学的执着也贯注在社会生活中，不懂得收敛，遇事非问个究竟，不仅仅是问，还要干预。他曾挺身而出，支持浙江大学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甚至当面责问蒋介石为什么不积极抗日？
有一件事颇能反映他的性格。抗战期间，他放下手头的理论研究，到国民党军令部技术室研制武器，中国最早的雷达就是他设计与制造出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他“请委”（填表加入国民党组织），否则就不发奖金，束星北不仅自己不请委，还不准他带去的学生请委，冲突发生后，他命学生拆掉已安装完成的雷达，乃至遭到军令部的囚禁。
但就是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主要原因，而磨难从三反五反时就开始了。
他先是成为历史反革命，到了反右运动中，尽管持论中正且十分理性，仍被打成极右，下放到水库工地劳动改造。生活上的艰难（白天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就睡在垫了一点草的卵石上面，没有床铺）不谈，最令他苦恼的是，以科学家严谨的逻辑思维，很难明白自己的错误到底在哪里？
有一段检查，让人读了异常沉重。他这样来认识60年代初人人都说形势大好，物质却越来越匮乏的现实：“1，在跃进的情形下，有些产品跃进的速度跟不上趟。2，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有些日用品就跟不上趟。3，为了持续更大的跃进，某些产品就不能不节约下来。”―――如此煞费苦心，因为非如此他就不能说服自己。
改造结束后，60年代初，他到了青岛医学院，做清洁工，当事者回忆这个时期他的表现：“他像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烧杯、注射器一定比新买的还要干净得多。”后来他主动要求包下全校所有厕所，似乎在此找到了改造自己世界观的途径。而即使这么一种性质的劳动，仍然无法阻遏科学家本性的流露，他在打扫厕所时研究如何改进，试图找出更好的去垢方法。有个时期打扫完后，他就躲在一边清点有多少人使用，别人不解其意，难免各种猜测。他女儿后来对传记作者说：“父亲肯定是在统计，以便找出清洗厕所与使用厕所的规律性的东西，他做事一定要有目的，即使在人家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
他也用这么一种态度来对待政治学习，为此给自己多找了许多苦恼。
到了文革后期，他已被改造成一个与从前完全不同的人，他的朋友“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可是最好最近的还是那些看洗澡塘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刷茅房的”，“他们和他下棋、打牌、喝酒、谈家庭私事、谈藏在心底的秘密，家里来了亲朋好友，他常常被拉去陪客。有的人家有了红白喜事，也将他请去帮着张罗张罗”。
因为李政道归国时向周恩来的举荐，束星北在上世纪70年代得以复出，尽管仍做了不少工作（如完成钱学森交给他的任务,准确计算出洲际导弹的运行轨迹，以便回收），但因长期接触不到最新资料与远离科学活动，他已无法在前沿领域做出大的成就了。
天才就这样遗憾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读完这本书，我有异常郁闷的感觉，不止为了束星北。个人命运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影子，到底什么东西阻碍了束星北发挥他的天才？
这里，我还要向此书作者刘海军表达自己诚挚的敬意，他以15年的顽强努力让束先生早年的风采与此后的悲剧重现于世间，以此叩问每一个中国人：到底是什么阻碍着我们前行？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存在什么问题？
在昨天与今日的现实中，我们经常能感到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许今天我们每个人遭遇的阻遏不能与束星北相比，但同样消磨着我们本来就不那么丰沛的创造力。在一些方面，现在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在另一些方面，变化却并不那么显著。我们能够改变这些东西吗？还是任环境随意地改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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