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解

《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至少在如何促进公众对科学的本质及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的理解方面进行了探讨，同时，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英国公众理解科学教授约翰・杜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鲍默爵士起草，皇家学会正式发表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985）报告出版已经整整20年了。在科学技术传播理论和实践活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译介这本报告可能仍然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一、科学和公众之间复杂的关系

西方科学史实际上是科学和社会以及公众之间复杂的历史。1690年9月25日在美国《公众事务报》（Public Occurrences）第一次出现科学报道“PLAGUEANDARGUES”以来，在科学和公众之间悬挂的隔帘开始时开时合。

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1820年左右，科学讨论已经具有现代形式，排斥非科学家参与。17世纪，英文的自然哲学著作逐步取代拉丁文和希腊文。科学内容的文章开始进入大众文化领域。18世纪，大众科学已经不仅进入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活，而且成为上层阶层追求的文化。有钱人开始将谈论科学当作一种时尚。

以狄德罗（Denis Diderot）为首的学者为了使公众了解当时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出版了35卷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e，1751－1765）。由于使用法语，而非贵族语言，所有人都可以读懂。包括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200多名学者在内的“百科全书派”的文章集科学事实和激进的哲学思想为一体，强调理性胜于信仰，从而形成对教会和国家权威的威胁。

二战期间的大众科学受到“战时科学”的影响处于衰退期。科学家工作转入秘密状态，媒介对于科学研究的结果无从得知，前沿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停止。出版商和报纸报道很少以科学为主要题材。当时美国媒体上女性科学家工作成为少量科学报道的主要内容。神秘的战时科学给科学家们蒙上了英雄色彩。1943年，哈佛大学天文学家哈路・夏培理（Harlow Shapley）A Treasury of Science（1943、1946）中用浪漫的语言歌颂了大众科学。虽然奥本海默被美国政府指控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于1954年被解除该职务，但是社会学家菲利普・莱弗歌颂道：“奥本海默成为美国社会中新的科学地位的象征。他英俊的面容和身材取代爱因斯坦成为公众心目中天才的形象。”而奥本海默受处罚另一个原因是向公众讲述了这种武器的作用。1953年，奥本海默“秘密工作权”（Security Clearance）被取消，从此再未被恢复。

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科学的政治化倾向和原子弹等杀人武器的发明，使得英国科学家成立了“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一些科学家在观察了政府行为后批评政府在战后没有依靠科学解决社会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科学大众化出现复兴与高潮。这是因为战时科学的发展对媒体形成需求张力和两大阵营的冷战和竞争。其中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效应（SputnikEffect）所带来的影响巨大。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号召全民学科学。科学家在很短时间内编辑出版了《廉价书库》（An Inexpensive Library）。美科促会1963年出版了《科普书指南》（A Guide to Science Reading）。

20世纪70年代，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导致对科学的质疑。英国BBC从戏剧到记录片体现出大胆的批评姿态。“地平线”不再简单报道科学事件，出现调查新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对转变公众对科学技术甚至法律的看法产生重大影响。在当时节目中关于捕鲸、石棉和替代能源的话题吸引了大量观众。环境问题延伸到整个媒体。报纸出现批评技术和科学的文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记者的作用更偏向于对科学技术的批评和评论。美国“Saturday Review”的约翰・里尔说：“对其他领域发生事件进行新闻报道的不受阻碍的探察精神和怀疑态度必须成为科学写作的标准。”

20世纪60年代之前，科学报道主要是亲科学的。媒体对科学报道的口吻是积极的。60年代后对科学报道改变的原因主要是：1、对战后科学颂扬后的失望；2、对技术失败，尤其是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反应；3、受过科学教育的记者出现。传播学者克里斯托福・多南认为，60年代的科学记者是“将探索科学作为具震撼力报道的源泉”。

20世纪70年代，媒体和公众对科学技术作用的批评使得科学家退缩至本领域。科学与社会各自独立的观点重新出现。出现了科学家只在科学文化范围内从事科学技术传播工作的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使得科学家在传播动机、方式和行动模式等方面处于矛盾状态。科学家担心，科学大众化会使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科学大众化的模式是要使科学家团体的学术地位不受伤害，经费得到保证，科学的特权地位得到维护。

《公众理解科学》报告的出台与当时科学所面临的社会背景和科学自身所处地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二、公众：我们理解什么？

在《公众理解科学》报告的“导论”中，阐明了报告人对“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概念的看法：（1）评估英国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本质与发展程度以及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对于一个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性；（2）评估影响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机制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3）考察科学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限制以及如何最好地克服这些困难。

《公众理解科学》报告是科学家团体讨论并撰写的，其旨意是明确的。报告围绕公众理解科学这一主题，着重阐述了科学家和科学团体的作用，全面介绍了教育、工业界、政府、传媒等社会各界开展科普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英国公众理解科学水平的一系列措施。该报告一发表，就在英国政府、科技界、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其积极成果之一是促成了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该报告的主旨力求改变长期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公众对科学和技术逐步形成的保守、怀疑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从科学家角度说，这种做法没错。但是，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核心问题是，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什么？公众对科学的认知、理解以及行动是什么？

美国科学技术传播教授莱文斯坦认为，科学家注重的是让公众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科学，支持科学事业发展。科学家认为，公众只有像他们一样思考，才能支持科学事业，才能使社会不断发展、国家具有竞争力。公众科学素养最重要：懂得科学知识越多，越支持科学事业。但是，美国从70年代开始的调查表明：1、对科学感兴趣不等于科学知识水平高；2、科学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对科学支持程度高，而恰恰相反；3、科学素养与对科学的态度之间关系呈非线性关系。科学家开始迷惑不解，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教科书（textbook）式的科学普及模式使得公众面对科学发展却呈现出对科学态度的缺失：对转基因技术缺乏理解，对微波炉原理缺乏理解……这样，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缺乏理解就造成了公众的非理性化―――对未知事实的缺乏理解导致对科学的敌意或者新迷信的产生。

1951年，美国科促会的罗伦・维沃认为，美国科促会应该认真考虑“提高公众对科学在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和科学方法的益处的理解和鉴赏能力……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科学―――科学的成果、基础研究的本质和重要性、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应该得到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事实上，所有的人的更好理解。这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呼吁被淹没在对科学发展命运的担忧的情绪中。1955年，当罗伦・维沃当选为美国科促会主席后说：“缺乏对科学的广泛理解无论对科学还是公众都是危险的。科学家没有自由，得不到理解和缺乏对充满热情和想像力的新发明的支持，形成了普遍的危险。”

在科学技术社会中，我们需要应对的许多危险都是科学技术的危险。对科学技术的不了解，使得公众面对两难的选择：科学技术的危险和对科学家的信任。即使在信息公开化时代，他们也必须依赖科学家。对科学家的信任成为公众唯一的选择。在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面前，孤立无援的公众将如何理解人类的这种活动呢？

英国公众理解科学教授约翰・杜兰特博士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应该做一些修订。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至少由三方面组成：1、对科学知识的理解；2、对科学的研究方式的理解；3、对科学到底对推动社会发展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政治学家乔恩・米勒认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多维的，但是，适应多元文化和社会形态的维度至少包括：1、理解科学基本术语和基本观点；2、理解科学的基本研究过程；3、理解科学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迈克尔和瓦恩认为，关于“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的合适方法必须提出问题：哪些不仅仅是意味着“科学”，而且也是意味着“理解”？换句话说，科学的含义不能是想当然的，或者只是由某些有特权的权威提出来的。“理解”是一个有关社会对于科学状况确定性的函数，这些确定性的过程是多元的，并且常常是不完整的。科学家急于表达的“科学”，并不一定是公众理解中的“科学”。科学家往往将他们所熟悉的知识作为传播的内容，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不同的民族性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至少在如何促进公众对科学的本质及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的理解方面进行了探讨，同时，具有一定的号召力。20多年后的今天，报告中的内容仍然在许多有关文件中被引用，可见其价值。

（《公众理解科学》，英国皇家学会著，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