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中国的清明节，89岁的索尔・贝娄在麻
省家中去世。
他是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亦曾三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另加一次普利策奖。
这些荣誉成为很多中国人阅读他，译介他，出版他的原初动力。
对贝娄作品的翻译出版，早在“文革”刚刚结束，便已开始，至今方兴未艾。
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4卷本的《索尔・贝娄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管舒宁上周也来信说，该社将于2006年出版一套“索尔・贝娄文集”，包括《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洪堡的礼物》和《雨王亨德森》四部。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开始重读《赫索格》。作者死了，书还是同一本书―――漓江出版社1985年的老版本。它跟着我走了很多地方，但我再未翻开过它。上一次读它，还是十几年前的大学时代，混在一生最盛大的四年书宴之中，囫囵吞下。可笑的是，当时我还以为自己读懂了。
贝娄死得平静安详，但世界却为此惊天动地。一周来，各种各样的讣闻、追忆、颂辞满溢于各大媒体，还有重新发表的访谈，乃至他本人的评论和政治声明。他的一生，实在是漫长而多彩。
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曾于2000年10月9日的《纽约客》杂志上，刊出长文《重读索尔・贝娄》（Re ReadingSaulBellow），对贝娄的重要作品逐一评点。此文我曾经看到过中译，但是忘了究竟登在哪本杂志上了。
老牌美国文学季刊《巴黎评论》也在贝娄死后，在其网站上重新刊出1966年的一篇贝娄访谈，长达26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该杂志网站上，免费下载此文的PDF版。
英国作家、1998年布克奖得主伊恩・麦克伊文（IanMcEwan）的这篇纪念文章，4月7日同时刊于英国《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分别冠以《大师》（Master）和《世间大师》（MasteroftheUniverse）之名。全译如下。
索尔・贝娄在2001年。摄影：贾德・利兹
每逢有伟大的作家死去―――此非寻常事件，因为物以稀为贵―――我们便会拜访自己的书架、图书馆或书店，以此表达敬意，体面地将哀悼与称颂合而为一。还要过些时间，才能全面评价索尔・贝娄的成就，但我们应该可以从某件小事、某段话，或是某个句子开始，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成了我们的精神藏品，以及生活乐趣的一部分。毕竟，正如纳博科夫对其学生所言，好的读者“应该关注并抚触细节”。
贝娄的书迷常常想起某条狗，于苏联治下罗马尼亚的长夜里，在布加勒斯特绝望地怒号。这是《院长的十二月》（TheDean sDecember）里面，贝娄式的爱空想的主人公，一位美国访客科德院长无意间听到的。他想象，这叫声是对狗类认知之局限的抗议和申诉：“看在老天份上，让世界再敞开些吧！”我们认同这种观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都是那条狗，而索尔・贝娄，我们的大师，听到了我们的吠叫，并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事实上，亨利・詹姆斯在其文论《小说的艺术》（TheArtofFiction）中，所主张的那种小说家的绝对自由（“一切人生皆由你掌握”），恰由贝娄身体力行；他让自己以及后辈，摆脱了现代主义的外在形式，而此种形式，在20世纪中期已渐成重负。
他对弗吉妮娅・伍尔芙所称现代小说的人物已死的说法不屑一顾。贝娄先生的笔下，正如狄更斯的世界一样，人物众多，但这些人既不荒诞，也不古怪。他们安坐于记忆中，仿佛连你也会相信自己曾与之晤面：《莫斯比的回忆》中绝望的骗子卢斯加登（“几分狡猾，几分邪恶”），他把一辆卡迪拉克进口到战后的法国，结果弄得全家破产；《洪堡的礼物》中挥舞手枪，容易激动的贱民坎特拜尔―――他激动之际，突然想要拉屎，便强迫受害人查理・西特林（“一个有文化或知识成就的人”）跟他一起进了厕位。坎特拜尔“蹲在那里，两道眉毛像短剑一样直竖起来”，而此时的西特林，却分心想到了类人猿的习性。（译注：这一段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版《洪堡的礼物》第96~98页。）
至少对我而言，贝娄先生笔下最生动的人物，是摩西・赫索格，这是他最成功的梦想家，在一个生机勃勃、物欲至上的美国，称得上人中稀品。在《赫索格》中，贝娄先生将小说的离题（digression）之艺发挥到了尽善尽美。当该主人公去会情人，那可爱的雷蒙娜时，他等在床上，她去换装，她那身衣服，马丁・艾米斯或会称之为“妓院的行头”。
在这些时刻，赫索格思考的是整个世界施于他的压力，贝娄先生好像有点儿要发表某种宣言的意思，就小说家必须要面对的诸项挑战，或是他必须要容忍或描述的现实，列出一份声声入耳的清单。它也可作为贝娄先生作品素材的读者指南。我不断重读这一段文字，熟记于心，并曾借引为自己一部小说的引言。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这段文字的力量，可能会使我自己的声音变得微不足道。
“好了，譬如说，做一个男人是什么意思。在一个城市里。在一个世纪里。在转变之中。在一群之中。受到科学的改造。被有组织的力量所压服。臣服在强大的控制之下。处于机械化所产生的环境之中。在基本的希望最后破灭之后。在一个有共同的责任而同时贬低人的价值的社会里。由于数字增长的力量使自我变得毫无意义。耗费几百亿军费去反对在外国的敌人，而不愿为国内的秩序付出任何代价。让残暴的举动和野蛮的行径在自己的大城市里横行。同时，压力来自千百万已经发现齐心协力、统一思想能取得成果的人。犹如无数万吨的水在形成海底的有机体。就像潮水在磨光石头。就像风在掏空峭壁……”（译注：这段引文据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宋兆霖译《赫索格》，但中译文字与麦克伊文的引文略有不同。）
贝娄先生的城市，当然是芝加哥，它之于他的至关重要，它所呈现出的美好与丰富，一如乔伊斯的都柏林；这些小说不是简单地发生于20世纪，而是关乎这一世纪―――它可怕的变化，它的野蛮，它的新机器，它的思想系统的大会战，极权主义体系的彻底失败，美国方式的祸福参半。这些因素表现的并不抽象，而是通过人物，通过一个试图框定他与群体之间关系的个体―――他自己也身在这一群体之中―――的奇特行为，来加以展示。过去总是迫入现时，童年的回忆，拥挤的街道和住宅，共用的房间，傲慢而古怪的亲戚和邻居―――挖空心思想弄到美国身份的贫困移民。
美国评论家李・西格尔（LeeSiegel）最近写道，每个与美国有知识或感情纽带的英国作家，都想将贝娄先生纳入囊中，他说：“他是他们的普利茅斯岩石（PlymouthRock，译注：位于美国麻省，1620年英国清教徒在此设立北美殖民地），或者，也许是他们的罗德西亚（译注：今天的非洲国家津巴布韦，亦曾为英国殖民地）。”此言颇有几分道理。
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在英国，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的？我认为，我们所推崇的是他作品巨大的包容力―――自19世纪以降，如果不靠自甘堕落，或是自觉的社会人类学，那么，还没有一位作家能够描绘一个完整的社会。贝娄先生却可自如地徜徉于穷街陋巷，大学和政府内的权力精英，那些“思想深似大海”的享有特权的梦想家之间。他的作品呈现了美国大多数人的图景。在英国，我们在写作时，好像已经无法再跨越雅与俗，粗与细的分野―――或者可以这么说，如果不加以扭曲，或是调侃，我们便没法儿写得优雅，因此，贝娄先生便显得比任何英国作家可以希望达成的更好。
另一个理由：在一种普遍喜好小说整体结构，而反对文雕句琢的文学文化中，我们便更为欣赏贝娄式文句的乐感、才智和美妙的韵律。例如，批评家詹姆斯・伍德（JamesWood）最喜欢短篇小说《借此记住我》（SomethingtoRememberMeBy）对种花人伯伦斯的描写：“在花丛中，他孤独而单调―――就像是他为了作为人类而付出的代价。”对我而言，另一个例子则别具意义，因为我曾引用此书，以此向贝娄致敬：在《赫索格》中，我们读到装着木腿的格斯贝奇，“优雅地一俯一仰，就像个刚朵拉船夫。”
那么，贝娄先生得到的某些最佳礼赞发端于英国，便不足为怪。有些文章也许已经立在你的书架上了，这次翻翻旧书，也许可以让它们重见天日。其中之一，便是马丁・艾米斯对《奥基・马奇历险记》的盛赞，他在“人人（Everyman）丛书”版的前言中，称之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另一篇则是詹姆斯・伍德为企鹅版的《短篇小说集》（CollectedStories）所写的前言，他对该书的印象充满了欣悦。
我们推崇并重读的作家，会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以至潜移默化的影响（whitenoise），就此而言，他们永远不会死去。自20世纪40年代起，索尔・贝娄便开始出书，其作品的传播，跨越了他曾有份加以定义的这个世纪。他也重新定义了小说，将其扩展，加以解放，以人类的感受、才智和宏大目标使之变得鲜活。亨利・詹姆斯曾经指出过一个事实，虽然显而易见，却教益良多：“一件艺术作品最深邃的特质，总是等同于其作者的思想特质。”我们正在告别一个具有无与伦比特质的思想。他让世界对我们愈加敞开。我们感恩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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