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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如何成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2005-04-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20世纪20 30年代,李济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现场

1918年8月14日,刚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的李济与董时、张道宏、朱家骅、查良钊、刘叔和、徐志摩、汪兆铭等一批官费和自费生,自上海浦

江码头启程,9月4日到达美国旧金山,再转入地处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

在克拉克的第一年,李济全力将心理学的各派理论领略了一番,顺利取得了心理学文学士文凭。但他感到这门学问所用的方法,不如当初想象的那么科学,而且这门学问在当时的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出路,他决定改行。在阅读中,李济对人口学产生了兴趣。

当时人类学在美国刚刚起步,提倡这门新学科的权威弗・博阿士恰好在克拉克任教。虽然克拉克未开设人类学这门课,但图书馆里却专门有一间屋陈列有关人类学的书籍。整整一年,李济在图书馆“啃青草”中,有机会涉猎了许多有关人类学的书籍,他由此将兴趣转到人类学这个新领域。他在当时所撰写的《自传》中,称其“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段来”。他还信心十足地说:假如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来”。

当《人口质的演变研究》的硕士论文通过、并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后,李济去求教已退休的老校长霍尔教授。老校长积极支持李济改行人类学,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天性而作的决定。”老校长的鼓励,增添了李济的信心。

1920年暑假后,李济从乌斯特转到剑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也是最早到校的唯一研究生。在这个世界著名的学府里,李济如饥似渴地吸吮各种知识养料:虎藤教授的《体质人类学》、《比较解剖学》、《史前考古学》;狄更生教授的《大洋洲民族与文化》;神学院莱斯纳教授的《埃及考古学》;还有哲学、梵文及麦独孤教授的《心理学实验》等等。其中,研究院教务长柴斯教授结合实际所授的《希腊考古学》,使李济获益匪浅,对他后来走上考古学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较诸多老师的教授,李济认识到: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现象,才能得到 就中国学术发展现阶段而言 有意义的结果。

进哈佛第一年,李济最初是想从学到的人体测量方法入手,在波士顿、剑桥一带的留学生和华侨中收集些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材料。他先后测量了111人,所获得有关数据,加上当时各报刊发表的有关测量中国人体质材料,综合成一篇讨论中国人体质的论文。指导老师虎藤教授大加赞赏,说:“你做得很好,这是一个新的贡献。”然而,李济却不满足,他认为:“用那111个人的测量,讨论号称四万万中国人的体质,显然是大题小做了”,而且“博士论文总不能单靠这篇短文交卷”。于是,他想到“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

当时,哈佛大学对中国学少有人问津,有关中国的典籍也极不完备。李济一番努力,终于在校图书馆找到了一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中国百科全书中,收录了全国各地城墙 包括废弃 的建筑记录。李济“好像发现了一个金矿似的”。前后几个月,李济一头钻进《集成》中,他先分期归类,再将分区的界限、地名的演变、地望的确定、志书的纠谬、时代的考订等等,一一完成。然后根据民族学“萨姆纳派”,将中国人种分为“我群 即被中国史学家们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 ”,“你群” 即“所谓的野蛮人” ,李济强调“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分野并非总是政治的分界”。指导老师狄更生教授看后,大加赞誉,认为李济“在分析材料上所用的方法,及所得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接受了”。尽管如此,李济仍感到自己的论文仅说了“我群”,未说“你群”,他决心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最突出的现象”。

李济从传教士们关于现代少数民族的分布、沿革方面的著录 为当时仅见、较为“科学”的记载 入手,又从儿时熟读过的西晋江统的《徙戎论》中,获得许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移动的重要资料。结合城墙的兴废及人口增减的各种研究,李济得出以下扼要结论;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迁移 即永嘉时代的移民潮和靖康时代的移民潮 ,其演变的最后结果,形成了中国 本土 境内的五大族系,构成了现代“中国人” 这里指民国初年的“中国本土”的18行省而言 。这五大族系分别是:1、黄帝的后代 短头狭鼻 ;2、通古斯族 长头狭鼻 ;3、藏 缅语族群 长头阔鼻 4、孟 高棉语族群 短头阔鼻 ;5、掸语族群。此外,还有三个次要成分:1、匈奴族系;2、蒙古族系;3、侏儒 即低头形 族系。

李济论定:“黄帝后代在地理上的中心是中国东部;通古斯人是北部;藏-缅语民族在西部;孟-高棉语民族在南部;掸语民族则在西南部。穿插在这五个主要群族之间,是北方的匈奴人、南方的小矮人和遍布中国本部各地的蒙古人,假如他们确定存在的话。这代表着目前的分布格局。”李济还认为:“通古斯人占取黄帝后代的地盘,而后者占取其他三个主要民族群体的地盘。”

在博士论文的基本框架完成后,李济把其中的主要内容综合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英语短文,刊载于1922年2月美国巴尔的库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刊》上,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

同年12月,美国人类学会在波士顿举行年会,与会者均为当时美国的第一流人类学家。李济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将本年2月发表的论文稍加修改 如增加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性 后,在年会上公开宣读。与会的资深学者们,对这位年轻中国学子的独特见解,报以阵阵掌声。不久,这份报告刊载于《哈佛研究生杂志》1923年第123期,从而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当时,著名哲学大师罗素正在修订他的名著《中国问题》。罗读到李济的论文,“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随即征引了几大段补入《中国问题》一书中。大师征引未出茅庐青年学子的作品,使李济一下子出了名。

李济在查尔斯河畔的哈佛大学苦苦钻研三年,终于完成折合中文长达2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这部“根据现代中国人之体质特质,自春秋至明末二千余年间建筑城池之发展,自三代至明末三四千年间十大姓氏之起源与分布,以及南方孟-高棉、掸、藏缅三系与北方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诸系民族融合之史实,分别作精密之分析与探讨,再作综合结论”的大著,“是中国民族之科学研究第一部著作” 吴相湘:《李济领导考古发掘》 。

1923年6月,李济以《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论文,荣获哈佛大学哲学 人类学 博士学位,这也是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

李济回国后,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第一位讲师,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走上考古学的道路:他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他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他主持的山东城子崖发掘,掘出了“龙山文化”,等等,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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