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红学显学的泰斗，周汝昌凡七十余载，精研红学，博大精深，自1953年一时“洛阳纸贵”的《红楼梦新证》绐，迄今已有二十余种红学著作问世，虽近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一部《红楼夺目红》在短短5个月内重印7次，《周汝昌梦解红楼》（漓江出版社）可说是《红楼夺目红》的姊妹书，全书近八十篇研红随笔，大致归类
《红楼梦》的主旨究竟是什么？是爱情悲剧？是色空观念？是中国文化背景中女性的悲苦命运？……种种谜团与谜雾，整整一部《梦解红楼》，老先生皆闲庭漫步似地信笔述来，令人信服地拨云见雾，指点迷津。
这些谜团与谜雾的解析与点拨涉及了红学的诸多分支。不难看出，周先生以其广阔的视野对红学的各分支皆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综观其研究与思维核心，以中华文化精神为出发点和依归，一切从事实和史料出发来对红楼一梦进行真实而客观的解析则构成其一生红学研究的红线。作者曹雪芹与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他坚持认为，“曹雪芹是以他自身的经历见闻作素材而创作的。”因此，“了解这样的小说，更需要对作者的时代背景、家世生平做极大努力的探研，一切都必须摆到历史的特定环境中去观察和理解，这样才不致从抽象概念出发―――转一圈子回到抽象概念。”由是，周先生往往被一些人看成是所谓的“考证派”的“代表人物”。
曾几何时，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以文本阐释为特质的西域批评理论与研究手段传入，文学研究的考据与考证、作者与作品的紧密关系、文学批评的社会与历史视野便进入了文学研究的历史黑洞，不仅失去应有的话语权，而且即便是在和文本批评的对话中，也只是居于等而下之的处境。纯粹的文本一夜之间便残酷地谋杀了作为文学作品创造者的作者，作品诞生之期便是作者死亡之日。对文本本身的解读乃至彻底的破坏则把这些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现实等所谓的文学作品的外在成份一古脑儿地推入到历史的背景之中，文学作品全然便是语言的游戏。
诚然，文学作品虽诞生于作者的母腹，但它一经诞生便有着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它是他为的但同时也是自为自足的，作为创作者的作者与作为文学作品重要构成成份的作者之间也有着显明的区别。但是我们并不就因此否认作者与作品之间千丝万缕、血浓于水的联系。
正是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周汝昌近乎雅俗共赏式的普及性红楼解读，无论是其旁征博引的考证考据与作者身世，还是其鞭辟入里的人物品评，便都是对红楼一梦之意义的探索与接近。诚如他自己所言，“一切真理总是具体的，所以要实事求是，《红楼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能从事实出发来求得解答。”为此，他采用的办法是：“多角度，多渠道，多关系。这‘三多’，是我努力探索目标的方法，我不喜欢只‘跑单线’，只懂直接，只讲表面，那样连一般事物也很难掌握其真相，更何况像《红楼梦》这么特殊而复杂的事物呢。”也正是这种“多角度、多渠道、多关系”的和鸣共奏构成了他梦解红楼的复调。这里既没有什么“内在的”红学，也没有什么“外在的”红学，有的只是他出神入化而又博大精深的出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于是，我们便读到了他梦解红楼之自由的吟唱，其曰：梦解红楼日月长，奇情异彩细参商。零笺碎墨皆堪念，中有微怀一瓣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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