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江青两次来到小靳庄

1974年至1976年，江青三次来到小靳庄，在其苦心经营下，这个天津郊区其貌不扬的小村庄，一夜之间成为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明星村庄。小靳庄的男女老少，据说都身手不凡，能歌善舞，还会写诗，还会在田间地头批判资产阶级。“文革”后期的小靳庄，就这样被江青塑造成了“革命”的“样

小靳庄当时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不过是一个只有一百零一户、五百八十二人的小村庄。不用说在整个天津市，就是在全宝坻县，这个村庄也不算突出。但是，江青来到了天津，来到了小靳庄，这个藉藉无名的小村庄，也就随之开始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4年6月17日，江青来到天津。此前，天津市委的负责人解学恭、王曼恬诸人，按照江青一伙的旨意，在天津的一些基层单位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尤其是天津站的工人，成立了三结合理论小组，用儒法斗争的观点讲解历史，甚至还编写了一部《儒法斗争史讲稿》。工人们的“革命创举”，被反映上去，还写进了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江青得知这个消息，觉得大可利用。这样，江青便率领迟群、谢静宜，还有“梁效”写作组及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庄则栋等一批人马，乘专列赶到天津。此次出巡，搞得十分神秘。冯友兰当时效力于“梁效”写作组，据其《三松堂自序》记述，他们上了专列，仍不知道将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到了目的地，看了站牌，才明白到了天津。住进了招待所，又向他们传达了三条禁令：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

6月19日晚，江青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这是一次漫长的大会，从晚上7时30分开到次日凌晨，由天津站工人主讲所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江青也有一个长篇讲话，通篇东扯西拉，荒唐可笑。江青更多地是想借讲“儒法斗争史”影射周恩来等人，她危言耸听地警告说：“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江青一般都不会忘记大讲女权，这一次她竟然出语惊人：“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江青一干人此次来津还跑了几个地方，其中就有小靳庄。刚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解学恭尚未垮台，他当时揭发说：“江青第一次来天津时，听了介绍给她的几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都不感兴趣，惟独听到小靳庄时，如获至宝。”

6月22日，江青一干人来到小靳庄。到了某个地方，江青一般会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三次来小靳庄，江青都如是说。那天上午11时许，江青照例如是说，小靳庄的社员激动得不知所措，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料，江青却回应道：“不要喊这个，不要学林彪那一套。”甚至还补充了一句老实话：“活到万岁也得死呀！”

江青很快就要求下地。她身穿裙子，脚登白色凉鞋，在众人前呼后拥下，来到正在收割的麦田。江青见到麦子，就非要割麦子，众人无法，只好让她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割下一小把，众人知道江青在表演，但嘴上还必须说她割得很地道。

出了麦田，又来到麦场。江青对场上的女社员说：“我身体不太好，到你们这儿来就是锻炼。”说着就要翻场。对于江青来说，翻场可能难度更大些，翻了半天，竟然一叉也没有翻起来。不过，她摸过的叉子，连同她用过的镰刀和割下的麦子，事后也都被当作“革命文物”珍藏在小靳庄。而且，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批又一批来小靳庄参观取经的人们，大多要和这些叉子、麦子、镰刀在一起合个影，以见证一种奢侈的幸福。

表演完了下地劳动，吃过午餐，江青还要午睡。她有言在先，说自己神经衰弱，睡眠时一向不能容忍任何声响。要让人不出声比较容易，可要让小靳庄的鸡不鸣狗不叫，确实有困难。江青发话了：“那就暂时委屈委屈鸡鸭狗吧。”她的意思是要把鸡鸭狗暂时圈起来。说圈就圈，干部社员雷厉风行，终于把这个中午弄成了一个寂静的中午。

江青睡得不坏。接下来，进入江青在小靳庄一天的正题―――召开批孔报告会。会前，精心准备的一批批孔材料早已分发到了社员手中。开会了，最先开讲的是老共产党员王树青，江青不停地插话，先是同这位老共产党员一起声讨了大地主李九的“驴打滚儿”盘剥，接着批判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并呼唤男女同工同酬。王树青讲完了，江青嚷嚷要“半边天”讲，一个名叫郭淑敏的“半边天”开讲了，江又批评她不该让男人先讲，“下次你们要勇敢一点，啪的一下站起来，不叫男同志先讲”。进而责备小靳庄“半边天不是半边天”，是“大男子主义”。郭淑敏批判孔老二，越批越气愤，突然反问道：“孔老二说我们妇女无用，我们是无用吗？”这一问问得好，再次激活了江青的女权思想。

来到小靳庄批林批孔，江青一开始即设计好了两重用意，一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另一重是批男尊女卑思想以力倡女权，为自己的夺权制造舆论。所以，这一次在小靳庄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江青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大谈女权。郭淑敏的反问，再次给了江一个机会，她立即打断了郭的讲话，说：“马克思说生产力中劳动力是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谁生的，是女人生的，这是超过他们的。”说着说着江也就不用顾忌什么了，非常露骨地说什么中央不合理，在政治局就她一个是单干户，“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的时候，都出来了，一把抓，就我这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要我”。

在小靳庄，江青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人改名。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开讲，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最后改成了“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挑一个。又有“半边天”于瑞芳，江青觉得“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曰“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又有一个王孝岐，这个名字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获得了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名字，曰“王灭孔”。江青在小靳庄最著名的改名，发生在一个名叫周福兰的妇代会主任身上。周福兰也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又问是哪几个字，周答：“幸福的福，兰花的兰。”江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周诚惶诚恐，江就为她改名为“周抵周”或“周克周”，说是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这些被江青命名的新名字，在随后公开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里，都曾经反复出现。

来到小靳庄，自然少不了读读诗唱唱戏之类的活动。那个名叫于瑞芳的“半边天”汇报说自己写了74首诗，江青直夸她“了不起”，又要她当场读了自己的诗作。批判会场自此转成文娱会场，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一干人被江青传呼进来，然后是大唱样板戏，社员唱，浩亮他们也唱。浩亮唱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唱着唱着还表演起来，江青当仁不让做了李奶奶，浩亮仍旧演李奶奶的儿子李玉和。演员出身的江青一下子就进入了表演状态。

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临行前，江青唤人拿出带来的发卡，亲自为五位青年社员卡上。她一边卡一边对女人头发进行阶级分析：“头发只能齐眉，所以古人叫‘齐眉穗儿’，地主阶级叫‘刘海儿’。”又告诫紧跟在旁的解学恭：“要多生产发卡，为妇女们服务，不然把眼睛都弄坏了。”依依惜别之际，江青庄重地宣告小靳庄是她和解学恭两人的点，并敦促解要多来，“我这个人也不知道白天黑夜地干，我的点几个月见一次面，没有办法。”

三个月后，9月23日，江青陪同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再次来到小靳庄。这位来自马尼拉的前美丽女王的中国之行，竟然为江青提供了又一次难得的显山露水的机会。罗斯・特里尔的记述了江青的此次“政治之旅”：“农民们为两位来访的夫人唱歌跳舞，表达他们政治上的好斗精神。在参观牲畜栏、玉米地和面粉磨坊时，江青向她的菲律宾客人扼要重述了她仲夏时节在天津一次讲话的主题。”江青向菲律宾前女王称颂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女王”，她问马科斯夫人是否知道中国的武则天，那可是一位“比男人还有力量”的女皇帝。又问她是否听说过汉朝的吕后，那可是位“封建时代伟大的女政治家”。

从仲夏到初秋，江青的两次小靳庄之行，使这个村庄在全国迅速蹿红，也使天津成了“女皇的城市”。“女皇梦”做得正酣的江青，也幻想着有朝一日像武则天那样，临朝改制，变换服色。在天津，她让人按照旧戏中武则天服装的样式，设计制作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是为“女皇服”。又指导服装设计人员翻阅史籍，参照旧戏舞台上和历朝贵族夫人、小姐服式，设计制作开襟领裙衣，是为“江青服”，并以此作为“国服”在全国妇女中强行推广。当时游历过天津的韩素音回忆说：“几乎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挂着至少一件同式样的浅色女装―――宽松的裙子，V字领。这就是江青装，是由她本人设计的”，“所有的裁缝都接到指示，他们只能做这样的衣服，不准做其他式样的，中国的妇女都要穿这种衣服”。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5年第5期，作者胡学常，原题为《江青与小靳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