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方向：戎装的查韦斯总统，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姆，印裔英国作家拉什迪 今年正逢塞万提斯的不朽之作《堂吉诃德》问世400周年，4月23日又是这位西班牙大作家的去世纪念日，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设立的“世界图书日”，政坛和文化界的多位显要人物，纷纷以不同方式，向《堂吉诃德》致敬。
委内瑞拉政府作出惊人之举，印制了100万册《堂吉诃德》，于当天在国内各地城镇免费分发。
该国人口只有2400多万，其中文盲就有150万。（《人民日报》2003年9月报道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总统当年曾为此采用古巴方式，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图扫盲。）
查韦斯总统号召全国人民都来读《堂吉诃德》。他表示，学习堂吉诃德，就是要学习他身上那种“要铲除世界上不公正的斗士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吉诃德的追随者。”他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说。
此言不虚，很多时候――例如在面对美国的强权时，查韦斯就像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政治斗士。
他说堂吉诃德意在“铲除世界上的不公正”，这既是堂吉诃德本人的说法，也是查韦斯作为政治家对这本小说的解读。《卫报》在报道这条消息时，特地将一位文学批评家的分析找来，与查韦斯的讲话并置，读来倒也有趣――“堂吉诃德说他要去摧毁不公正，”去年，耶鲁大学教授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为英文新版的《堂吉诃德》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而死亡才是终极的不公正，和终极的束缚。”
布鲁姆认为，堂吉诃德真正的敌人和对手，实际上是弗洛伊德所称的“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它要求人类接受死亡的必然。
葡萄牙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为委内瑞拉版的《堂吉诃德》写了序言。
43个国家的123位作家上周也齐聚纽约，参加“纽约国际文学节”的一系列活动，并借此机会，向《堂吉诃德》致敬。
与会作家包括英国的萨尔曼・拉什迪、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美国的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尼日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索因卡，阿尔及利亚的阿西亚・德耶巴（Assia Djebar），意大利的克劳迪奥・马格利斯（Claudio Magris），以及北京出生的华裔女作家、以法文小说《围棋少女》一举成名的山飒。
纽约公共图书馆特地举办了一场“堂吉诃德”晚会，作家们在此回顾《堂吉诃德》对各种艺术形式的影响，并上演了相关的电影片断和文艺演出。
拉什迪生于印度，后入籍英国，目前长居纽约，并出任美国笔会中心主席一职。他说，《堂吉诃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而且再无一部小说，能像《堂吉诃德》那样，可以如此清晰地呈现出文艺作品的“国际主义精髓”，因为此书的作者是西班牙人，故事的叙述者却是阿拉伯人，“而且，阿拉伯人想必是从印度弄到它的。”拉什迪说。
在政治家眼里，堂吉诃德是不畏强权的战士；在学者看来，他是挑战人类命运极限的行动主义思想家；而对于漂泊四海的作家来说，他又成了国际主义精神的代言人。呜呼，塞翁倘若在世，看到自己笔下这个疯疯癫癫的破落骑士，竟被拔高升华至此，不知该作何感叹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这正是《堂吉诃德》的丰富之处，是它之所以被称为“第一部现代小说”，400年来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