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史诗――乔治・杜梅齐尔传》［法］迪迪耶・埃里邦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人都说“名记”厉害，去年读三联书店出版的《思想家》，70
正如同为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传记要比伽达默尔传记好看得多，因为与前者相比，后者静守书斋的一生实在平淡，治出的学问也是纯而又纯――杜梅齐尔也是如此，和施特劳斯一样，在一个普通中国读者的眼里，他的生平怕是没有几个亮点可言，绝大部分岁月都在自己的领域中一心一意地度过。除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让他悟出了“生活不过是一场游戏”之外，他身上也丝毫没有法国知识分子介入时政的精神，从20多岁开始他就有意识地远离广场，1920年，朋友把他介绍给当时左翼阵线中的风云人物夏尔・莫拉斯，杜梅齐尔就很少年老成地拒绝了政坛的诱惑：“在不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安梯丰（雅典演说家、政治家）在雅典的青年人中就可能具有此类权威作用。”足见政治人物有多不招他待见。
麦基在马尔库塞面前生龙活虎，坐到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艾耶尔对面就谦虚得像一个学生，这不赖他的偏私，实在是哲学跟哲学大不同，治那些思辨性较强的“纯”学术的人，气质上多少也会显得淡泊出世些。杜梅齐尔也是个中典型。他一手扶植起了一门叫做“印欧文明”的学问，1949年他在法兰西学院首次开课，才宣布这个学科问世，而事实上，“‘印欧人’虽曾确切地存在过却无法被接近，因此‘印欧文明’后来只涉及，也只可能涉及那些留下痕迹的东西……”杜梅齐尔坦陈，印欧文明是一种坚定的意识形态――你首先得像教徒一样地虔信，才能去接近它、深入它。如此高深莫测，埃里邦能不洗耳恭听吗？
自然，杜梅齐尔的生平也不那么吸引人，他自陈说，他的一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家庭、著作、朋友。家庭――恩爱夫妻和健康的子女；著作――几十种学术作品，缓慢积累起来的名声。都说看一个人的性格就看他交哪些朋友，杜梅齐尔所谓的“朋友”圈――“内部棋盘”――里有这样几个棋子：一个瑞典人、一个土耳其人、一个切尔克斯人、一个亚美尼亚人、一个贝宁人、两三个法国人；那个瑞典人是棋盘上的王，“他居住在赤道上安达基的一道山梁上。”――读到这里我不禁一笑：世人恐没有谁这样介绍自己的朋友的，与其说是朋友，倒不如说是他的研究对象。杜梅齐尔用精确的地理坐标把他们标出在自己的棋盘上，他要源源不断地从这些人身上学习语言，了解那些人文风土。他的性格也像一个入定的棋手那样，静如止水一潭。
杜梅齐尔一生中交过的朋友，很多都是他关心的某种文化遗存的载体，他并不在乎自己能“挽救”几种濒危语言――比如秘鲁的歧楚阿语，比如欧亚交界处一带的乌比赫语，这些古老语言的逐渐消失通常都是无法挽救的――他只是对尽己所能延长一种语言的寿命而感到庆幸，这或许可以说是书斋学者的本能。1954年以后，杜梅齐尔开始与玛尼亚斯地区最后一位乌比赫语“活化石”接触，把他请来巴黎四次。让他心满意足的是：乌比赫语早晚将举行葬礼，不过它将“站着死”。
这三位一体的标准只适用于杜梅齐尔一人，其中没有常规意义上的社交圈，更没有政治。把“书斋”和“广场”对立起来并不合适，杜梅齐尔也好，列维 施特劳斯也罢，都是田野考察的行家，“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典范。“书斋”者，无非突出他们对专业之潜心执著，已经到了看不惯知识分子任何“不务正业”的举动。今年正逢萨特百年诞辰，施特劳斯和杜梅齐尔都在对话中谈到过萨特，施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最后一章就是针对萨特而写的，他看不惯萨特从自己的角度对人类学家指手画脚，“因为人类学家在自己的学科中看到了一种理解人类思维活动的手段，”施特劳斯说，“而我觉得人类学好像对萨特有所妨碍，而且他好像更愿意以各种借口排斥人类学。”萨特那种试图把对世界的解释权据为己有的强横让施特劳斯颇为不屑，而杜梅齐尔索性干净利落地拒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传统，拒绝与那条线上的人结为同道，相应地，维护国家最高权力的权威，在他眼里要比普遍选举更为重要。
杜梅齐尔温和、出世的抱负让我想起瓦雷里，想起他在《〈波斯人信札〉前言》中那段美妙的论述：“如果幸运女神让某个人在过去所有的世纪中自由地挑选他最中意的一个，让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敢肯定这个幸运儿会说出孟德斯鸠那个时代的名字。”当时的欧洲是可能存在过的最美好的世界：“权威、便利在那时形成；真理保留一定的分寸；物质和能量并不直接统治；……土地尚未被完全开发；各民族在世界上悠然生息，世界地图上还有辽阔的空白，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还有人烟稀少的地带令人向往……”这不正是杜梅齐尔渴望生活的时代吗？无怪乎他宁愿被人看作是个18世纪的学者，但却要“具备那些伟大思想所不具备的情感”――“我很愿意成为一个读过达尔文和博普的达朗贝尔或孟德斯鸠。”果然如此，今天的思想名人词典里就会多一位启蒙思想家的名字――一位不受20世纪庸俗的媒体和大众骚扰的思想家，一位不会在活着的时候就被追着封为“思想大师”的思想家。
也许名记都得有种特有的时间敏感，1986年，埃里邦完成访谈的数月之后，寿高88岁的杜梅齐尔就辞别了人世，把“印欧文明”这种偏僻的学问带到了另一个世界，留在纸上的是一位和蔼、谦逊的长者。法兰西的土壤培育出太多的世界级思想作物，杜梅齐尔这样的人却令我感到十分新鲜：由于常年跟文化遗产和化石打交道，他彻底看透了人生的短暂，预感到自己毕其一生构筑的“现实之外的建筑”，也许会被后人彻底推翻。但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我的书只需在图书馆内挪一下地方就行：我将被归入‘小说’类中去。”如此洒脱性情，值得萨特们小小地嫉妒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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