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翻译家研究》 林本椿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文学创作领域，因一个地区一群人的相近特色而产生某一流派，这已不罕见。至于在其他学术领域，是否也存
翻开这本书读者不难知道，在翻译领域，福建曾产生过好几个“第一”：有1702年旅法、后获法国皇家文库第一个“中文翻译家”称号的黄加略，有最早组织译“夷书”的林则徐，有东学西渐第一人陈季同，有最早翻译西方小说的林纾，有最早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有最早翻译凡尔纳《八十日环游记》的中国第一位女翻译家薛绍徽，有最早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的许孟雄，还有辜鸿铭、许地山、林语堂、林同济、黄嘉音、郑振铎、冰心、林疑今、林林、余光中等一大批译界前辈。所以有人称福建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故乡，看来是有根据的。此外，这本书还列举了当代在文学、教育、科技、电影、外事、情报、翻译理论、翻译出版等领域中，诸多有成就的闽籍翻译家的经历。所有这些，对于研究我国翻译史及对外文化交流史，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福建何以会产生这么多有影响的翻译家？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它首先得益于较早地对外开放。早在唐朝，福州、泉州就是当时外贸的港口。后来郑和七次下西洋，都在福建停留过，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福建与海外的交流更加扩大。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成为通商口岸，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福建，面对这种对外开放的局面，势必催生着经济、文化翻译的成长，学外语，出国去，日益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一项追求。比如，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从1877年至辛亥革命前，共派出留学生107人，从这里就走出了罗丰禄、严复、陈季同、陈寿彭、马建忠等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杰出翻译家。这个学堂，可以说就是近代中国翻译家的摇篮。
地域上的对外开放，也促使了人们思想的开放。这批闽籍译界先驱，也许接触外来文化较早较多，因此按现在的说法，思想较解放，敢于突破老框框。受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究竟“东学为主”还是“西学为主”，早年一直存在争论。而这些闽籍翻译家，却勇于顶住压力，积极介绍西方文化，从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他们所发挥的思想先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试想，一个不懂外文的林纾，在别人帮助下，竟能在27年中“译出”180多部西洋小说，这当中既要有勇气，当然思想还要开放才行。还有像林语堂，既不墨守“东学”，也不全搬“西学”，而是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都表达出自己的主张，成为我国一位思想敏锐、著译俱丰的文学家兼翻译家。
纵观这本书所介绍的五十多位翻译家的成就，人们还可看出他们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思想敏锐，勇于开拓。仅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在一百多年前，就有眼光译出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这部巨著，的确充分显示了翻译家的前瞻性。这部译作曾影响了包括鲁迅、胡适等文化巨匠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人，正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所说，书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像野火一般，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勤于学习，精于专业。他们外文好当然不奇怪，可贵的是，许多人几乎是博古通今，中国文学的功底都相当厚实。不少人既是翻译家，又身兼作家、教授、科学家、外交家、出版家。还有些人不仅翻译硕果累累，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态度严谨，恪守译德。这些翻译家译书的态度极为认真，严复译《天演论》时，“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林语堂在英译《苏东坡传》时，对涉及苏东坡的每一篇诗词和每一件事，都要查证文献典故，决不想当然应付。冰心在译《先知》之前，则要细读原著好多遍，并说她只译她喜欢和弄懂了的。余光中也曾坦言：“我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由此可见，正是这种高尚译德和严谨学风，才造就出这批翻译家的辉煌成就。
福建翻译家的成就，当然只是我国整个翻译队伍中一个很小的缩影，但是，“一叶可知秋”，仅从这个小缩影，不难觉察出我国翻译事业不断发展前进的步伐。这本书，不仅彰显了福建翻译家的风采，更昭示着我国翻译事业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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