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泽 本报记者王洪波摄于2001年
4月13日晚，本来在与朋友聚会，兴高采烈之际，忽然收到
我真正见到吴老先生（而且是一见如故），其实也只有几年的时间。但回想起来，最初与吴老先生有关的事，却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在那时，我读到了吴老先生编辑和翻译的两本书，而且两本书都使我终身难忘。一本，是《从一到无穷大》，由暴永宁先生翻译、由他编辑（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点，因为当时连责编的姓名都没有印在书上）；另一本，是由他本人翻译的《物理世界奇遇记》。至今，我仍保留着这两本书的初版本。后来，曾与许多朋友谈到这两本书，不少人都认为，这两本科普书几乎影响了那一代人。因为特别喜欢这两本书，我当时甚至曾萌生过以后当一个编辑，编出更多像这样的好书的想法。
不过，我终于没能成为职业的编辑。一晃许多年就过去了，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自己也开始从事一些科普书的出版策划工作，终于有机会结识了吴老先生。那是在1999年，当时我为吉林人民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有关科学美学的丛书“大美译丛”，这套书中最重头的是一位美国学者写的《艺术与物理学》。此书涉及到物理学、艺术、文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很难翻译。在寻找译者的过程中，经人介绍，我和出版社的责编找到了吴老先生，并联系到了他当年发现培养的《从一到无穷大》的译者暴永宁先生。此时，吴先生年事已高，而暴先生也不算年轻了，但两位先生竟答应了译书的请求，并按时高质量地完成了书稿，中译本的《艺术与物理学》也在2000年正式出版。
自此，我便经常与吴老先生通电话，见面聊天。老先生平易近人，我们聊天的话题很多，彼此的趣味也很相投，颇有种忘年交的感觉。直到今天，我在工作到午夜之后不想马上睡觉之时，会将电视调到安徽卫视，那个频道在那个时间段经常会播出一些侦探、警匪类的译制片，而这个信息，最初还是五年前从吴老先生那里得来的―――吴老先生告诉我，他也经常深夜不睡，而且也喜爱这类译制片。
大约在那时，吴老先生又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物理世界奇遇记》1999年的新版重新翻译了这本书，并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收入“世界科普名著精选”丛书出版。我很热情地为这本书写了不止一篇书评，还客串了一回记者，采访了吴老先生和暴永宁先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这个过程中，我多次和吴老先生见面和交流，得以了解到他对科普及翻译工作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往往切中要害，而且并不滞后于时代，使我佩服于吴老先生头脑的开放和敏感。
2001年上半年，在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的评选过程中，我任翻译评审组的组长，而前辈吴老先生却是组员，在工作中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当时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在聊天中也听他叙说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比如他当年困难时期在东北读书，为了祛寒，偷偷喝白酒取暖，由此养成终身不就酒菜海量干喝白酒的习惯。我也曾与他一道半夜里喝二锅头，早上因熬夜起不来而迟去吃早餐，一老一少成为让大家经常开玩笑的另类组合。
2001年年底，我正在英国剑桥作访问学者，而吴老先生则作为校者校订了暴永宁先生翻译的《从一到无穷大》修订版。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前，承蒙他老人家的赏识，特别向编辑提出，要请我为此新版写一篇文章，并约稿到剑桥。最后，这篇文章作为代序印在了书前。在序中，最后一段我是这样写的：“在国内出版的科普译作中，此书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名著名译的典型代表。”如今想来，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再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台湾吴大猷奖的颁奖会上又见到吴老先生。他翻译的《物理世界奇遇记》得了奖，而他的身体却不太好，甚至没能前去参加在台湾的领奖仪式。
此后，因为工作忙等缘故，一直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只是偶尔通个电话，还有好几次是吴老先生打过来的。此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想起真应该更多地和他见见面，聊聊天，只是悔之晚矣。
说起来，吴老先生对于科学、科普出版的贡献，包括翻译和编辑，远远不止这里简要地提到的这些。如今像吴老先生这样严谨、认真、热情、执着、中外文功力深厚的高水平译者和编辑，实在是很难见到了。由于我等学识的有限，再加上各种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实在是很难达到他工作的那种境界。但他翻译和编辑的作品，实实在在地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让我们在因水平、因匆忙、因许许多多其他原因而在写作翻译等工作中想要偷懒时，有所警醒。
人们是不会忘记吴伯泽先生的贡献的。他留下来的作品，就是对自己不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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