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搞不清我在这个礁湖旁边停留了多久。我在想着弗雷迪。不，他决不会沉没到海里去的。他也许决定割断最后的一条线索，隐遁到环礁里去了。我最终一定会找到他的。接下去，我还得尝试最后一次奔走，到我以前在罗马的旧居―――暗店街2号去一趟。
夜幕降临大地。礁湖随着它的一片绿色的消失，自己也逐渐地隐没了。水面上，一些暗紫色的影子就像忽隐忽现的磷火一样奔突着。
我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我原来想交给弗雷迪看的我们的那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嘉・奥尔罗夫女孩时代。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她在哭。……黄昏时分，一个小女孩跟随着她的母亲从海滩上回家来。她因为还想再玩，就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她离去了。她已经拐过街角，而我们的生命不也正是像孩子的这种忧伤一样，会很快地在暮色中消失的吗？
生命与记忆，就这样相遇在一个不经意的路口，这多少会让人心生诧异，但是这场邂逅的种子其实在居伊开始对自我的追问时即已深深埋下。记忆堆砌成一个自我，而所有关于自我的解说也正是对生命意义的解答。然而在许多时候，最不可靠的也常常是记忆。所以居伊说，“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十年前，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喜欢的一种游戏便是烧日记。当所有记忆随风飘散，心中似乎也卸下了一件大心事，似乎生活也可以就此重新来过，从一个没有过去的起点开始。这个游戏的影响在十年后逐渐显现。曾经以为有些事会永远珍存在记忆中，但是没有日记在手，即使仅仅是十年前的事也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在有人提起时，我依然会疑惑：它们的确发生过吗？回忆失忆创忆，所有关于记忆的故事在记忆中流淌。在作家们的笔下，它们常常以隐喻的面目出现，而在心理学家的记忆中，那些故事则因为来得真实而愈加扣人心弦。
某天在网上读到一篇曾志朗的文章，题为《记忆哪有情意重要》（《科学人》2005年3月号）。作为一位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作者曾与一位名唤尼克的失忆者有过一段交往。后者年轻时是一位潇洒的海军军官，喜欢击剑，还是个相当有名的高手。然而在一次练习中，他因为脸部护罩掉落而受伤，命虽保住了，但却开始有了失忆的毛病。他不再能够把刚刚经历的新事件存到大脑的永久记忆系统中，也就是说，他很难学会新的事物了。出于一种研究的目的，曾先生在数十年前初识尼克。那一天，当曾先生自我介绍说，“嗨，我是加大河滨分校来的OvidTzeng”时，尼克叫他把字母拼出来让他读读看，然后立刻就说：“Ovid？不就是希腊罗马时代的那个大诗人吗？你怎么会用了这个名字？你读过他的诗集吗？那些神话很美、很有趣，是不是？Ovid说孔雀的身上有100只眼睛，你，相信不相信？还有你的姓拼成Tzeng，很奇怪，如果没有后面的G，Tzen，我就会以为你是瑞典人呢！”初见时阳光灿烂的经历让曾志朗疑惑于尼克是否真的失忆，然而仅仅在十五分钟之后，当曾先生因事外出而重新回到实验室的时候，尼克却不认识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颇有戏剧性：在曾先生重做自我介绍之后，十五分钟前的那一幕又重新上演了。“Ovid？不就是希腊罗马时代的那个大诗人吗？……”实验室再度洒满阳光，当尼克用愉快的声音问道：“我们开始吧！今天要做什么实验？”，曾先生写道――
我看他笑嘻嘻的，把一心想要解除我紧张的善意都写在脸上。我忽然觉得，他就算有失忆毛病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就算有缺陷（脑皮质的功能受伤了），但他那没有受到伤害的下皮质，却仍能掌控内心丰富的感情世界，他所表现的同理心与同情心，深深地感染了我那瞬间的心灵。我收起仪器，回以一笑，说：“尼克，今天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去海边走走，我们带Ovid去，我们一起来读诗，一起来享受Ovid给我们创造的爱的艺术！”
有一次，爱因斯坦曾问他的摄影师：“你曾经停下来想过没有，一张照片会是很亲切的？”摄影师没弄明白“亲切”是什么意思，于是爱因斯坦解释说：“一张照片从来不会老，你我都变，所有的人都一月月、一年年地改变，而一张照片永远保持同一个样子。看到妈妈和爸爸在多年以前拍的一张照片多么好啊。你看到的他们就像你记得的他们一样。”
记忆与情意，在尼克的故事里倾斜，又在爱因斯坦的故事里相遇相融。而无论倾斜还是相遇，所有的故事都曾被我们封存于记忆中，等待在某个时刻开启。留存在记忆中的故事如同照片里的人和事永远鲜活一如往日，而承载故事的记忆却似照片一般会随着时光流逝而衰老褪色，非但如此，记忆还会在一次次的过滤之后留下那些它想留下的，而删去那些它想要删去的。人脑如同电脑，在清理碎片之后保持着轻装后的活力。假如这也是进化的结果之一，那么它大概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之一。―――当生命渐渐老去，记忆永远只如春天午后的阳光，温暖慵懒，而不会成为生命的负担。就像在海边阅读Ovid的尼克，记忆里装满的是希腊罗马时代的那位大诗人和那些美丽的神话。我在想，这该是一生中最简单也将只在最后才会体悟到的快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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