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可以称作厚重的著述。如果，一个孩子，从记事起，每天听妈妈讲一个书中的故事，这部书将伴随他度过童年1500个难忘的夜晚。如果，你成为了这部书的读者，在兴趣盎然地阅读之后，你会结识1500位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仁人志士。
面对这部已经完整出版的皇皇之作，我产生了讲述它诞生过程中发生的小故
这是一项艰辛的探索，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作。
两个四月里的话题
2003年4月的一天，首都机场。候机时，同行的小计向我介绍 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何承伟。在此后的候机时间里，何承伟的话题都是围绕着他筹划了近六年的一部书稿，书的名字叫《话说中国》。这是一套融故事体的文本阅读、精彩细腻的图片鉴赏、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于一体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像一个母亲，十月怀胎，孩子未出生前，别人对胎儿的了解近乎于零，母亲的描述也无法让他人得出清晰的印象，但母亲与胎儿之间的交流已是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此时的何承伟就像一个母亲，陶醉在对即将出世孩子的美好憧憬中。
两年后的又一个4月，在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的办公室。我们又谈到了这部书，话题是邬书林提起的。谈到这部书，邬书林有些激动，站起来，走向书架，从丛书中拿出写宋代的《变幻中的乾坤》，在我面前展开附在书后的清明上河图。“多么精美，图背后的故事，专家做了解读。我们中国是造纸术的发源地，是印刷术的故乡，理应对世界文明有更多的贡献。现实是我们在出版上落后了。《话说中国》在借鉴国外现代出版经验的基础上，观念和表现形式都有突破。这套书的出版从理念到运作的经验值得好好总结。”听到他这番感慨的不是我一个人。从这套书说开去，中国出版界的同仁们该做些什么，怎样去做，邬书林在其上任副署长六个多月的调研中，在与60多位出版社社长的谈话中，谈到了这部书。“我为这套书做了6个月的义务宣传。”他说。
说书俑所表达的
《话说中国》每卷的书脊上方，都有一个憨态可掬的说书俑。追根溯源，它源自东汉。
1957年，出土于四川“天回山”的说书俑，将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的东汉时期民间故事讲述活动，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来。中华民族讲故事的文化传统，通过一尊陶俑变得十分具像。
上世纪90年代，何承伟到成都组稿，在博物馆看到了这尊陶俑。那一刹那，他被震撼了。生活在1800年时间隧道两边的何承伟与陶俑创作者似乎心有灵犀。在万千的文物中，他偏偏对这小小的说书俑情有独钟。作为《故事会》的主编，从这尊陶俑上，何承伟看到了自己从事的工作竟如此渊源流长，感受到了故事这一大众文学对人的感染力，感悟出讲故事听故事长久以来一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娱乐形式。将说书俑作为《故事会》的商标，于是成为故事会编辑部的选择。
“那一年，美国的同行们过来，找到我。他们的故事选题，也有一个标识，是布做的，母亲给孩子讲故事的造型。我拿出了故事会的标识说书俑。是的，这尊小小的说书俑，带来了中国五千年文明长河中的信息，它承载的历史是那样的厚重，表现的信息是那样的丰富。对方被征服了。如今，说书俑已经走遍了世界，在美国《读者文摘》的展示厅，在世界一些著名的出版家的家里，在一些重要的出版机构的陈列厅中，都有说书俑的身影。”说此话时，何承伟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今天，《故事会》的商标用在《话说中国》。说书俑已经不仅是一件文物，一个商标，它是一种理念，一个追求。大众读者对历史的感悟，最能产生共鸣、最能感到激动的文学样式是故事。故事是一个民族深沉的集体记忆，容易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何承伟和他的同事们，希望把讲故事这一传统艺术，带进新世纪，通过不懈的努力，保持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民间文化血脉，在新的文化建设历程中为故事文学竖碑立传。说书俑出现在《话说中国》的书脊上，再次表达了这样的追求 这部历史巨著，是写给大众读者的。
一张导读图的力量
《话说中国》完成初次版权贸易，是靠一张书的“名片”。
2003年8月，已经付梓的《话说中国》第一卷还没有样书。作为丛书的总策划，面对来谈《话说中国》版权贸易的海内外合作者，何承伟手中也只有一张导读图。这导读图既是书的样章，也是书的名片。
香港的出版商为这套书来了，台湾的出版商也对《话说中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美国《读者文摘》的代表面对这张导读图，当即拍板买下了该书海外繁体字版的版权。
一张导读图所表现出的，是编撰出版理念的探索与创新。可以说，整部《话说中国》是由数千导读图组成的。“看这本书就像看报纸，看杂志”，随手翻开任何一页都可以从零切入。每一页都是一个独立的百科体系，串起来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历史百科，伸展自如。一页中有主打文章，边栏配上知识点，形象的故事、生动的图片、新颖的版式，使读者在阅读中很快进入角色，感受中国历史文化的非凡魅力，这种理性的百科知识是感性化的故事的有益补充。这种调动多种编辑元素来表现历史文化，实现理性、感性互补，十分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很有亲和力和冲击力的编辑方法，在以往的图书编撰中很少运用。丛书编撰中还采取了通过专题将整本书给予总结的方式，如第一册《创世在东方》284面开辟了一个“聚焦：200万年前至公元前1046年的中国”专题，将许多文化名人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精辟论述集于一面，作为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总结，从而使故事的感性冲击力与历史知识的理性总结达成高度的统一，让读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享受了故事所带来的审美快感，同时又能寻绎历史的大智慧。
英国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主任、资深出版家和历史畅销书作家安德鲁（Andrew Wheatcroft）教授看到书中的导读图，对他的学生们说，这就是我们在课上所讲到的如何为读者着想，“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可见出版是具有许多超越国界和文化的共同的东西的。”作为一个历史学作家和研究者，安德鲁对《话说中国》致力于“历史与现代人进行沟通”的努力表示欣赏与肯定。他认为，历史尽管表述的是过去的事情，但其反映的社会文化精髓往往对当代人甚至未来社会发展有启示，所以作为一个出版人有责任去挖掘那些对现代读者有用的文化精华。“这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本中国书。没想到，中国也能有这样精美的书。”安德鲁感叹。
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角色
刘修明，《话说中国》的主编。8年前，何承伟找到他，那时，他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所长。“他是研究秦汉史的大专家，对中国通史也有很深的造诣。”慕名而去的何承伟，将自己为中国的读者编一部自己喜欢的历史书的想法告诉了刘修明。得到的反应，出乎何承伟的预料。
刘修明痛快地答应了何承伟的请求，马上着手为《话说中国》组织创作队伍。何承伟深知，“很多学者买他的面子做我这件事。”很快，李学勤、孟世凯、许倬云、葛剑雄、朱瑞熙、陈高华、熊月之等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参加到为大众写书的队伍中来。“说实话，当初，史学家们没想到自己写的东西会如何在书中表现。历史学是个专业，编辑出版也是一个专业，两个专业各有特色，各有作用，相互不能替代。何况，双方都在探索，没有一个成形的、清晰的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修明在整部书的编撰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无人能替代。“每当作者和编辑发生矛盾，他会像宠一个孩子一样宠我的，总是给予我们百分之一百的支持。”何承伟为此十分感动。主编对编辑出版探索给予的支持与尊重，无疑，是成就《话说中国》的重要原因。
8年中，刘修明的工作无法用工作量来衡量。但《话说中国》首发座谈会上，8年前满头乌发的刘修明不见了，坐在我们面前的刘修明已是白发如霜。他为我们讲的一件往事，让我们感到了这位知识分子心中涌动的激情。“大学时，班上一位来自台湾的同学，日语非常好，对日本历史也很熟悉。原来，日本侵略统治台湾时期，是不允许中国人学习中国历史的，学校里教授的是日语、日本史。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中国的历史学家，将感悟到的一切，记录在史册上。以一笔有独特美感并凝结高超智慧的精神财富，绵延不断地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从而成就了中华民族及其创造的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创造和中国历史的记载是不可分的。中国历史是兼容时空又超越时空的中华文明有形和无形的载体。它不仅是学者在写字台上，资料室中探索的学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更应该把丰富、深邃的历史回赠给创造它的人民。8年中，参与丛书创作的史学家们，立足于学术，着眼于大众，完成了他们在办公室、写论文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人民培养了我们，我们应该回报人民。《话说中国》是我们回报人民的最好形式。”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深谙此理，身体力行，读者才有了今天愉悦的阅读享受。
今天，出版家、史学家们的追求、努力、心血与智慧已经凝聚成16卷的《话说中国》。此时，他们留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心得：
刘修明说，拿到样书的作者这才感到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一部有巨大文化价值有创意的精品，让学者们通过“转规改制”，为历史学回归人民做出了贡献。这比起评上教授职称，或者论文刊登于《历史研究》权威刊物，何尝不是学者的荣幸？我相信，这是参与其事的学术同仁们共同的感受。
何承伟说，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心中有了读者，我们一样可以后来居上，创造出代表中国水平的有世界影响的出版物。他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讲到，他最感动的，是从读者那里获得的鼓励：《话说中国》是一部让中国人读着可以自豪起来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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