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硕良，1932年9月生。湖南宁乡人。编审，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曾主编“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等多种外国文学图书和《出版广角》、《人与自然》杂志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投向红场，投向战争经典。久违的《日日夜夜》重印了，曾经引起过惊异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改编成电视剧上映了。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小说《好的斯大林》，原作2004年才在德国和俄国相继出版。成书前先在有名的《法兰克福汇报》连载，引起轰动。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开拓版权贸易并做出了可观成绩的蔡鸿君先生，很快就把此书信息传了过来。出版社买下版权后，立即请熟谙俄苏文学、在俄罗斯工作十年之久前年才回来的陈淑贤女士抓紧翻译，年轻的老编辑张晓强则协助校订，前后半年多，书出来了。
说到这儿，不免想起去冬今春“长江文艺”两个多月推出一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的文集招来质疑，现在《好的斯大林》的出书速度也算够快的，该不会又引起什么议论吧？
但我想在保证质量和为此而必需的时间的条件下，出版为什么不要求快呢？傅雷日译千字，罗新璋日得五百，那是风范和楷模，既是风范和楷模就不可能人人做到。作品不同，译者不同，进度也可以有差异，不当以时日计短长。俄罗斯当代知名作家叶罗菲耶夫的《俄罗斯美女》1990年出版，译林出版社前不久推出中译本，反响甚好，现在“长江文艺”将他最新的长篇《好的斯大林》在俄文版问世还不到一年就译介过来，我想是件好事。
文学不同科学，有一个积累检验的时间，不应一味求快，但也不是越慢越好，因为我们中国的读者也可以而且有能力和外国读者一道参加检验和积累，而不必坐等别人的检测结果。尚若出版者翻译者看走了眼，弄进来价值不大、不受欢迎的东西，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每年每月出版那么多国人自产的本土作品，平庸、重复，卖不掉的还不比比皆是吗！“我非常珍惜我的读者的自由。”―――叶罗菲耶夫为《好的斯大林》中译本出版《致中国读者》最后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要请作者为中译本写点东西，这个想法是把全稿编完才想起来的。在此之前，我心里犯过嘀咕：斯大林有过那么大的错误，用“好的斯大林”做书名，读者会怎么看呢？会不会影响这本书的传播呢？看过书稿后我才逐渐走近作者作品，感到作者的水平相当高，应该请他为中译本作序或者说几句话。因为作者年富力强，十分活跃，除写书编书教书，还参加其他文学活动，并且为莫斯科电视台主持节目，一会儿在俄罗斯，一会儿去美国，我们给他的联系信经过德国出版社转交，原以为赶不上出书进度，不料几天之内叶罗菲耶夫先生就把致中国读者的信发来了。这时封面内文已开单下厂，我们立即把它刊登在书前。
叶罗菲耶夫的信译成中文400多字，写得很有内容。他说：“俄罗斯和中国至今保持着神秘性。有时候，也许是封闭性。两个国家关于时代、关于人的价值具有独立的认知，这恰恰使我们两国更加友好和接近。”他认为，神秘性“对作家有无比的吸引力”。
关于《好的斯大林》一书，叶罗菲耶夫说它写的是“父与子相知相爱的悲剧性故事，其结局是在思想上谋杀了父亲。这是世界文化的永恒主题，我在本书中以我的非同寻常的家庭为背景展开这一主题。书中涉及到我生活中最珍贵的隐秘细节。我在叙述这些细节时激情洋溢，同时又竭力不偏不倚。作者不应急于做出道德结论。我非常珍惜我的读者的自由。”
的确，叶罗菲耶夫用他外交官家庭做背景，展现上世纪40至80年代俄罗斯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以及父子两代人的生活与冲突，以许多弥足珍贵的隐秘细节，给我们揭示了至今还不大为外界所知或知之不多不深的俄罗斯的神秘性，其中有俄罗斯人的性格、心理、传统，有俄罗斯历史上极不平凡的苏联时期的辉煌、强大和弊端，也有苏联政界、外交界、文学界以及苏联与国际关系中的许多内幕和故事。
对于斯大林，小说写出了他集神与人、善与恶于一体的复杂性、神秘性，并且展现了他长期存在的影响力，认为斯大林“永远是正面的英雄”，是“人们怀旧的指示器”，无论怎么样批判他诋毁他，“他仍活着”；“俄罗斯就其本质而言，是斯大林魂魄”，“俄罗斯的每一个领导人那里都有自己的小斯大林”，“人民心里藏着好的斯大林”。作者还说他的优秀外交家父亲就是“好的斯大林”的一个标本。
对斯大林周围和苏联社会的许多重要人物以及相关的重要事件，小说都写出了许多隐秘的细节。
尽管作者在书前郑重声明，“书中所有人物，包括真实存在的人和作者自己都纯属虚构”，但既然几乎所有人物都是真人，所写的事就不可能全无所本。评论者把它看作长篇纪实小说，作者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至少可以认为它纪实的成分很大。当然，作者进行了创作性的艺术加工和架构，达到了形象与思辨、叙说与政论的高度统一，可读性很强。
小说篇幅不长，语言凝练，内涵丰富，到处留有读者可以进入的空间，体现了对读者自由的尊重。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放松地自由地去读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