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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

2005-05-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三年暂时困难”对于今天的年青人来说,已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了,而对于经历了那段日子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本文以南方的一所普通高校为个案,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作了描述。

应该说,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

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1960年7月,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份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建议对高级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二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两斤。这分别是部级和厅局级干部享受的待遇。中共中央还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今天看来,这样的照顾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则几乎是倾其所能了。

然而,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毕竟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这里记录的南方一所普通高校的情况,便可充分体现知识分子的处境。

这个学校的党委宣传部,编印了一份供校领导参考的《内部情况》。在1960年12月的一期《内部情况》上,有一份《中文系教师思想状况》,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方某某:一艰苦就留恋香港生活,胃病一来,就想快些回家,一上街见吃的东西就买,对市场供应有意见。自己想,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结束 这样的日子短时间还可以,长期以来,实在受不了。

梁某某:怎么搞的,为什么市场供应越来越糟了呢 58年以前多么好,那时工作学习起来精力很充沛。现在工作提不起劲,主要是没有油水。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是“一穷二白”,要恢复过来难啊 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 前途渺茫。目前市场上啥也见不到,天气冷了,想给小孩买双棉鞋,找了几家铺子也没有买到,只得将自己的棉鞋前面放点棉花给他穿。

周某某:我的肚子一饿就怀念过去的自由市场好,觉得今不如昔。我有病也不想去看,心想有病更好,可以减少吃的。每天上街东找西望,想找东西吃。羡慕别人有很多票,心想这种日子早日过去吧 希望一、二年后有好转,但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

胡某某:粮食定量太低了,肚子老是饿,所以我现在常在食堂买双份菜和米豆腐吃,吃完饭也不离开食堂,转来转回想找门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

看到档案中记录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这时所思考的,不是如何地搞好教学,也不是如何地搞好科研,而是如何地填饱肚子。当然,此时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填不饱肚子,可以说全国人民都是如此。

这份材料说: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自由市场最感兴趣,常常议论,高价出卖自己的东西,中文系的几个知名的副教授和讲师,均在自由市场上买过鸡和兔。

在各个党支部写给党委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一点食物,教师中有拿自己的物品去自由市场换食品的,有在食堂买两三份菜的,还有冒领别人饭菜的,可谓各种情况都有。

笔者还抄录了一份该校化学系1961年元旦教工会餐的伙食安排:

主食:干饭。

  菜:(一)烧罐头 红烧牛肉等七种合成,每三人一罐 ;(二)盐鱼 每人2两 ;(三)芋头丸子 每人4两 ;(四)苞菜;(五)萝卜 每人8两 ;(六)兔肉;(七)味、杂锦香汤(鱿鱼、海参、黄花菜、紫菜合成)

这份菜谱,是化学系党支部向党委汇报中的元旦会餐计划,其用意本想在于显示本系的生活安排是不错的。至于这份菜谱到时是否能兑现,就很难说了。

随着粮食供应量的一再降低,尽管提出“政治进食堂,书记进伙房”,但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过,真还有“巧媳妇”降临了。在该校的《内部情况》的“校外消息”栏中,就有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文曰:

清华大学全党全校抓食堂工作。党委书记挂帅,成立食堂工作组,抽调大批干部深入食堂第一线,他们把抓好群众生活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他们抓食堂的关键,试验过碗饭、盒饭、双蒸饭、烂饭等方法,而以烂饭量多且香。烂饭法的操作规程: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饭重量虽不及双蒸法 按所谓双蒸法,就是饭蒸好后,再加水第二次蒸 ,但体积大。煮粥法:20斤米下锅,加水370斤,出粥320斤。先以大火烧开,等到米已经煮得像饭粒那样以后,再用小火慢慢煮,共要2―2时半,粥多且又稠又香。

各种各样的“增饭法”,其实不过是多加水而已。按说,北京是首善之区,供应情况还是好的,但清华的师生还得为粮米不够而绞尽脑汁。

可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封闭已久的自由市场已经开放,但市场上常常是空空如也,并无什么东西可买,而且,多少年来积攒下来的一点积蓄,也很快花光。为了生存,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加入到了寻找“代食品”的行列。

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承担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研究课题,而到了1960年,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则改为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了研究“代食品”的任务。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报告一开头就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在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稍有基础,研究工作进展是比较快的。目前已有几种代用品试验成功。这几种代用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

科学家们估计,全国带壳橡子一年约有80亿斤,橡子仁中一般含有43%一60%的淀粉,每百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30至50斤,如果以全国橡子产量20%来提取淀粉,即可得淀粉6、7亿斤。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50斤以上,如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

这份建议还说,叶蛋白 其实就是新鲜草叶、农作物叶子和树叶晒干磨成的粉 营养好,资源广,只要采集、加工有所安排,就可以大搞;食用微生物、浮游生物,繁殖快,只要学会一定的管理技术,准备必要的简单设备,积极而有步骤地推广,就会有很大的收益。

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

这次共调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至等33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人。调查的结果是这些人的健康状况都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多。这123人,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较正常的有3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49人,占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离不开尚在勉强工作的7人,共占32%。

这些人都是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应属于生活条件较好的一群人,他们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识分子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局面,直到1962年才有较大的改变。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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