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多场合，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介绍：这是我们某某系的主任、教授（副教授）；或者某某副主任、教授（副教授）；当然还有：某某处长（副处长）、教授（副教授）之类，这似乎很正常，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近日又在翻读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一书，中间的称谓问题引起了我的一些注意。譬
接下来又说到一件与此相关的事：罗家伦不当清华校长之后，南京政府又任命复旦大学教务长吴南轩为清华校长，引起清华各院长及教授们的不满。四位院长同时辞职，不接聘书，并说，要接聘书也可以，应该按规矩。这规矩是什么呢：院长要由教授会提名，所以请校长召集教授会。但吴南轩不以为然，他认为，聘请院长是校长的职权，教授会不能过问。在几位院长不接聘书之后，吴南轩便在其他教授中物色，可教授们均不理睬。他便动真格的，从外校聘来一个文学院长，并且立马上任。
这时，教授会开会了。教授们认为，清华学校的旧例，院长必须由教授兼任。新来的人既不是教授，又没有担任课程，怎么知道他的学术能力？因此，教授会决议不承认这个新来的院长。按当时情况，校长可以先给此人发一个教授的聘书，但清华学校，聘请一个教授，需要经过许多手续，而且这些手续都不是校长可以无视的。为此，校长与教授双方相持不下。结果，吴南轩不得不自觉辞去校长，悄悄地离开学校。
从这段事中，我们大约可以见出，当时除校长外的院长（系主任）之类行政职务，要经过教授（学术职务）方的认可，还须有教授来“兼任”。就是说，教授是正业，院长、系主任之类是兼任。
这是否“清华”的个案呢？我又翻了一点资料，发现不仅此。笔者近年研读较多的梁宗岱先生，他28岁从欧洲返国，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学位，但当时北京大学聘他为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在多所大学任教，学术职务和行政职务一直是这样排列，后者总是“兼”。
“北大”也算特别，其他学校呢？在一份对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郑奠的介绍中，清楚地这样记着：“1945年抗战胜利，九月郑奠应浙江大学之聘，担任该校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在我国著名教育家许寿裳先生之子编的其父的年谱里，有这样的记载：西北临时大学（当为“西安临时大学”―――笔者注）聘先君为教授、兼教务委员、又兼史学系主任……由此看来，这样的“教授兼主任”的称谓，在当时是很普遍正常的。这种情况1949年后仍在沿用，如在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李赋宁先生的简介中，有“从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教授。1977年以来兼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先生的简介中，亦有“全国解放后，任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系主任……”前不久翻读《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18日），也看到这样的介绍：“胡（胡从经）先生现在是香港文化研究院的教授兼副院长……”
抄录这么多，是因为今天不仅现实社会中，就连一些今人写的传记中，也以今天的观念，在介绍传主时，常常将其行政职务摆在前面，后面列学术职务；有的甚至只介绍其行政职务，什么教务长、系主任之类，反而不提及其学术职务（在一篇专门介绍闻一多先生学术成绩的文章中就是如此），这就完全违背了当时的历史事实。
教授或院长（主任），这两者有明显区别。在今天的履历表中也可以见出。他们一是大致表明一个人的学术能力，一是表明一个人的行政职务，这在偏重学术的部门，譬如高校、研究所，区别和分量是不同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笔者的大学母校，曾因对学历的要求，上级希望从学校挑一位教授去就任管文化方面的副厅长，结果无一人应允；又降格为副教授，仍无人应允；最后只好以行政某处长充任，这颇可反映当年对这两种职务的普遍看法。
今天大不一样了，即使在高校，也是处长、主任处处领先，分房、配车……不一而足。一个专事研究的学术机构，一个学校，不看重主业，反倒把“兼职”过度强调，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没有教学和科研，这些部门连存在的理由都没有，说你是主任，什么“长”有什么意义？
本来，每个人应在各自的岗位，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必硬向与工作不相干的事情上靠。社会分工如此，各领域各有自己的境界。搞学术的应自重学术，不必妄自菲薄，太把行政之类职务看在眼里。人的精力和情之所注，都使得人生难能占全，所以不必像寓言中那只站在两堆草中的驴子，左右顾盼，在能够做好、吃饱的事上不努力，反而在“兼职”上放心不下，结果可能连生活追求的起码趣味都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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