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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2005-06-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志在富民》费孝通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公元2005年4月24日深夜,95岁的世纪老人、我国著名社会

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溘然长逝。费老一生行行重行行,步履遍及祖国山山水水。他走一趟,写一篇,留下了众多的学术和研究成果。2004年秋,身体欠佳的费老,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编就了《志在富民》一书。本书辑录了费孝通1981―――2003年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主要研究报告,这是费孝通生前“清仓盘点”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封面上的费孝通影像开朗、乐观,折射着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书的内涵以“志在富民”为主题,凸现了费孝通一生不懈地探寻中国农民致富道路的意愿和实践。

“我这一生有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志在富民”,是费孝通一生在写的农村和少数民族两篇文章的共同主题,是他的人生理想和治学动力。近70年来,费孝通为实现这一富民理想,饱经沧桑。他行行重行行,沿着村庄―――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发展轨迹,不断深入地探索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概括总结了农民实践进程中的经验,提出农民致富的许多建议和意见已经受到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为世人所认知。

费孝通“志在富民”的思想,渊源于60多年前。早在他立志弃医从事社会学时,就产生了一种使命感。所谓“为万人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他在早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中国乡村工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内地农村》、《乡土重建》等著作中,揭示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弊端,阐述了人多地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说明中国农业不能单独养活乡村人口,概括总结了农民创造的工农相辅的经验,论证了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认为发展乡村工业是增加农民收入,解除农民痛苦的重要途径。可见,他的富民思想在30、40年代就已深深扎下了根的。

1957年,费孝通在《重访江村》报告中发现江村的粮食明显地增产了,但是农民还觉得日子紧,原因何在?他指出,“问题出在副业上。”(《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54页)他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提出在原料出产地的农村发展乡村工业和副业,以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张。现在回过头检视,人们不难发现费孝通的这个主张是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是正确的富民主张。但不幸的是,费孝通的这个主张与当时的政策相违,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厉批判。从此,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停滞了20年。

费孝通说:“意外的政治运动打断了我这种发展农村经济的愿望。‘反右’斗争中,我被划成‘右派’,失去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从那时起直到文革结束。我这篇富民的文章做不下去了。”但他富民的心不变。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的富民政策开始实施的时候,也正是他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时候;他埋在心头的“富民”火种又燃烧起来了。晚年的他一如初衷,在1993年早春写下了这个座右铭:“脚踏实地,胸怀全面。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表达了他坚定不移的志向。

费孝通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仍然是以访问江村为新的起点的。1981年10月-1982年1月,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他对江村进行了第三、四次访问。时隔24年,故地重游,他为江村近几年的急剧变化感到无限的欣喜。1995年,当他回顾社区研究历程时,他说:“让我特别兴奋的一点是在江村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而且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也显露了苗头。”现在,乡镇工业在江苏是五分天下有其四,涌现了一大批与国有大中型企业比翼齐飞的大中型乡镇企业集团。

为了追寻农村致富的变化发展轨迹,费孝通在“四访江村”后,“更上一层楼”,从农村升一级,开展了对小城镇的研究,以祈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高层次上观察、认识中国农村社会。通过吴江县 1993年改为县级市 小城镇由衰转盛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见解,并以此为题进行科学论证,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孝通对小城镇研究破了题以后,带领和指导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和社会学工作者开展研究,而他研究的重点则循着他的富民思绪,侧重对乡镇工业和农村工业化的研究,总结了农民的创造经验,提出了农民致富的多种发展“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耿车模式、民权模式、宝鸡模式、常德模式和侨乡模式等。他说的“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将随着主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而,他在有生之年,只要身体允许他就坚持行行重行行,不时地回到原来考察过的地方进行追踪访问,并及时地总结农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使自己的认识不停顿。

长期以来,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多以农村的微型社区研究为切入口,通过不同类型的比较“逐步”、“接近”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但他从来没有孤立地研究农村,而是把农村置于社会整体之中,关注城乡关系、城乡协调发展。他在频繁的东西穿行,南北挺进的实地调查中,提出并发展了“区域中心说”和经济区域发展理论。他在1987年首先提出建立临夏 甘肃 ―海东 青海 经济协作区的建议,继后,他的思路更加开阔,在实地调查中对中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怎样实现全国协调发展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宏观设想。从1988年到1995年的8年间,他集思广益,组织研究,由民盟中央陆续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10多个区域发展规划的建议或设想。例如,上海浦东新区成立之前,费孝通就提出了一个以上海为龙头,以江、浙为两翼,建立一个能带动长江流域腹地的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费孝通的经济区域发展设想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中心和腹地,而是彼此有机地构成的一个整体,亦即全国东西南北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新格局。他关于区域发展的建议都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程度不同地被采纳,融进了国家的政策和计划当中。这样,费孝通的富民思想不仅散播在许多省、市、自治区、县 市 、乡镇、村和农、牧民家庭之中,而且还集播在以他为首提出的各个经济开发区的进程中,对富民强国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费孝通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他作的农民和少数民族怎样从贫困到脱贫,从脱贫到富裕,从富裕到小康的文章已成长卷,并为国为民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志在富民》一书记录了他的足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后辈的学习研究破了题开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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