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本文图片全部由李学通先生提供）
翁文灏
地质调查所旧貌
作为一个退休多年的地质工作者，读到李学通先生的文章《科学圣地：兵马司九号》（《中华读书报・科技视野》2005年5月11日），感触良多。去年10月13日，也是这家报纸这个栏目，发表过姜玉平先生一篇《谁是中国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指出：“地质学是中国近代率先兴起的自然科学，1916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设立中央地质调查所，蔡元培称其为‘中国第一个名符（副）其实的科研机构’。”“中国近代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非《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地质学会会志》莫属。”前辈地质学家对我国科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回到了人们记忆之中，值得高兴。
地质学能够成为中国近代率先兴起的自然科学，与章鸿钊（1877 1851）、丁文江（1887 1936）、翁文灏（1889 1971）、李四光（1889 1971）等先生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很大关系，其中尤其应该一提的，是不幸因煤气中毒在长沙英年早逝的丁文江先生。丁先生1902年赴日留学，不久日俄战争爆发，在日中国留学生颇受日本人诽笑，遂于1904年与庄文亚、李毅中转往英国留学，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学士学位。回国后先到云南、贵州、湖南等地考察，1913年初任北洋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地质课课长，这年北京大学地质学门首届两名学生毕业，但地质学门也停办，于是矿政司地质课借北京大学旧址与仪器，成立地质研究所，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章鸿钊任所长。它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培养地质人才，在比利时留学，1912年获博士学位的翁文灏任“主任教授”，丁文江自己教授古生物学。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丁先生任首任所长，翁文灏任矿产股长。“GeologicalSurvey”（汉语译为“地质调查所”）是欧美通用的名字，所以不再用“地质研究所”。三年前招收的学生这时完成学业，18人获得毕业证书。中国老一辈著名地质学家谭锡畴（1892 1952）、李捷（1894 1977）、叶良辅（1894 1949）、谢家荣（1898 1966）、朱廷祜（1895 1984）等人都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毕业”，可以说它起到了中国第一所“地质学院”的作用。附带说说，谢家荣和他的儿子谢学锦先后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为数不多的“父子院士”之一。他们两人1957年又都不幸被划为“右派”，“父子院士”而又“父子并右”的，也许只此一例。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与丁文江商定恢复地质学系，丁先生兼任教授，并由地质调查所随时吸收其毕业生。这样1920年北京大学又有了地质系毕业生，192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时担任首任会长的孙云铸（1895 1979），便是其中之一。早期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大多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20年代的毕业生且有多人去德国以及德语地区奥地利、瑞士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包括孙云铸、杨钟健、何作霖、李春昱、黄汲清以及我在重庆大学时的老师丁道衡和乐森?。丁、乐两先生都是我父亲的贵州同乡和朋友，1952年院系调整后丁先生兼任重大地质系主任，乐先生则兼西南地质局副局长。1935年季羡林先生到德国留学，他到格丁根时去火车站迎接的便是乐森?先生。
191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开始正式出版《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可以看作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当年即开始出版的《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中国地质学会会志，英文季刊）的先声。丁文江先生为《地质汇报》第一号写序，引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PaulWilhelm,FreiherrvonRichthofen,1833 1905）的话：“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求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并且评论说：“现在我们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应该看到的是，丁文江先生自己正是这班人的带头者，翁文灏曾经说“他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周培源先生在论及地质、生物等学科在中国较早发展时说：“（它们）既不要很复杂很精密的实验仪器，又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因此它们都较早建立，并且在中国科学家的辛勤努力之下，也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应该看到的是，对于地质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那“辛勤努力”是远远超出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其他一些学科的，因为它们都以大量野外调查为基础，科学家不畏劳苦，注重实地考察，是它们能够取得较为显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1914年，丁文江先生就千里迢迢第二次前往云南，调查了个旧锡矿、东川铜矿，还有贵州西部的煤矿。1953年我曾经在个旧工作过六七个月，1956年又到过东川；虽然已在丁先生调查之后40年，那些地方的生活、工作条件仍然非常艰苦。东川更是山高谷深，地形恶劣，有一个小地名竟叫“猴跳崖”，意思是善于攀缘的猴子若被逼到那里，也只得“跳崖”。解放前野外地质考察不但非常艰苦，而且充满危险，北大地质系1923年毕业生赵亚曾1929年在云南北部做地质调查时被土匪杀害（年仅30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赵亚曾和黄汲清是最早调查秦岭地质的人，他遇害后，丁先生极其悲痛，负起了遗孤赵松彦的教养义务。在丁文江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的带头下，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大多养成了勤于野外考察的习惯，他们取得成就首先就与扎实的野外工作有关。前面提到过的丁道衡先生，便于1927年参加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在那次考察中，发现了现在成为包头钢铁公司矿山基地的白云鄂博铁矿，现在证实那个大型铁矿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稀土元素矿床。就我所知，在中国早期地质学家里，大概只有也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朱家骅没做过多少野外工作。他1924年回国后也在北大地质系教过书，1926去广州做中山大学教授兼地质系主任，1932年当上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后来还做过交通部长等高官，并且在国民党派系斗争里颇为活跃。
1916年成立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17年恢复北京大学地质系，1922年建立中国地质学会，“主角”都是同一批人；在北大他们是教师，在地质调查所他们做野外调查与实验室研究，学会则是他们发表调查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地方。不应该忘记的是，对于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几位外国学者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逝世于北京、现在安息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葛利普（AmadeusWilliamGrabau,1870 1946）。他是美国著名地质和古生物学家，古生态学创始人之一，来华前任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主任。他由丁文江先生邀请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同时指导地质调查所古生物方面的研究工作，兼职而不兼薪。中国早期地质学家中许多人都在古生物学上有重要成绩，与他的善教有很大关系。不但专攻古生物学的孙云铸、杨钟健、乐森?等先生如此，以研究地质构造闻名的李四光、黄汲清等先生，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丁道衡先生，在古生物学上也都有很高成就。研究古生物还必须有甘于清贫的精神，在这一点上葛利普也堪称人师。李学通先生的文章提到地质调查所有比较充裕的科研经费，但它的“人头费”却也出现过问题。而且，北京大学也发生过欠薪的事。罗家伦先生192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增办地理学系，请翁文灏先生做系主任，并且致送月薪600元的聘书请葛利普到清华任教。葛利普答应到清华兼职，却拒绝了600元全薪，经过再三劝说，才接受了每月280元的车马费。
李学通先生的文章提到地质调查所拥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地质图书馆，还有最好的地质博物馆，有丰富的标本，对此我也想补充几句。那些图书有幸逃过了历次劫难，“文化革命”中被疏散到“三线”秦岭山区，后来被“调”给我所工作的学校。我发现除地质古生物书籍、杂志外，还有许多其他学科的书籍与期刊，包括20世纪前期国际上非常重要的德国《ZeitschriftfürPhysik》（物理学杂志）。由于保管不善，一些图书已经受潮发霉，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没什么用处的“老古董”，竟被低价处理，据说还有一些被送到了废品收购站。80年代到90年代我领英、美、澳大利亚等国同行参观学校（西安地质学院）图书馆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竟有许多他们图书馆也没有的老书、老杂志，赞叹不已。 下转15版
（上接16版）
至于地质调查所那丰富的标本，我就不知道下落了。现在国土资源部的地质博物馆是文化革命后才建立的，如果保存了原来地质调查所的标本，其间必经过一次转折。早年学地质的留学生回国，很多都带回了宝贵的标本；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便见过德国的矿物标本，还有周晓和先生从法国、李之常先生从美国带回的古生物化石标本。当年地质调查所的标本收藏，想必非常丰富，不但有自己调查过程中采集的标本，也有国外的标本。这里面尤其是古生物标本，新属、新种建立之后都要保存化石实物作为凭证，如果丢失了，简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除得到国内大量私人捐助外，地质调查所还得到过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的资助，建立了一个专门的“CenozoicRe鄄searchLaboratory”（新生代研究室），从事周口店古人类学的发掘与研究。“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现在被列入考古学、古人类学范畴，但开始寻找并发现它的却是地质学家。农商部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前是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1874―1960），1921年领导了在北京郊区周口店的发掘，那里有一个长期开采“龙骨”的石灰岩洞穴。他们发掘出大量化石，经鉴定约有20种哺乳动物，许多是已经灭绝的物种，还有两颗磨损很厉害的牙齿，安特生带着它们找到那时在协和医学院（UnionMedicalCollege）任教的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Black，1884―1934），步达生肯定它们属于人类牙齿，并帮助安特生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的资助。后来果然找到了古人类化石，那就是步达生所定的新属、新种“Sinan鄄thropuspekinensis”（中国人・北京种），葛利普通俗地称之为“Pekingman”（北京人）。后来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骨化石的裴文中先生，通常被看作考古学家，但他也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
姜玉平先生的文章还说“生物学步地质学之后尘迅速成长”，应该记住的是那也有丁文江先生一份贡献。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是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2年创立于南京，秉志先生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先生任植物部主任。1928年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支持下，尚志学会在北京范静生先生故居建立“静生生物研究所”，同样由秉志先生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先生任植物部主任，主要调查中国北方的生物。这两个研究所的工作互相补充，在中国生物学研究上所起的作用大概与地质调查所类似。据周诒春先生说，募集资金这件事就是丁文江先生做的。
李学通先生在文章之末说：“今天兵马司胡同九号已经成了住着几十户居民的大杂院。”令人感伤。它应该也算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址，李先生称之为“科学圣地”并不为过，如果能够列入政府保护的文化遗产之列，则幸甚。
（上接16版）
至于地质调查所那丰富的标本，我就不知道下落了。现在国土资源部的地质博物馆是文化革命后才建立的，如果保存了原来地质调查所的标本，其间必经过一次转折。早年学地质的留学生回国，很多都带回了宝贵的标本；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便见过德国的矿物标本，还有周晓和先生从法国、李之常先生从美国带回的古生物化石标本。当年地质调查所的标本收藏，想必非常丰富，不但有自己调查过程中采集的标本，也有国外的标本。这里面尤其是古生物标本，新属、新种建立之后都要保存化石实物作为凭证，如果丢失了，简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除得到国内大量私人捐助外，地质调查所还得到过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的资助，建立了一个专门的“CenozoicRe鄄searchLaboratory”（新生代研究室），从事周口店古人类学的发掘与研究。“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现在被列入考古学、古人类学范畴，但开始寻找并发现它的却是地质学家。农商部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前是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1874―1960），1921年领导了在北京郊区周口店的发掘，那里有一个长期开采“龙骨”的石灰岩洞穴。他们发掘出大量化石，经鉴定约有20种哺乳动物，许多是已经灭绝的物种，还有两颗磨损很厉害的牙齿，安特生带着它们找到那时在协和医学院（UnionMedicalCollege）任教的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Black，1884―1934），步达生肯定它们属于人类牙齿，并帮助安特生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的资助。后来果然找到了古人类化石，那就是步达生所定的新属、新种“Sinan鄄thropuspekinensis”（中国人・北京种），葛利普通俗地称之为“Pekingman”（北京人）。后来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骨化石的裴文中先生，通常被看作考古学家，但他也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
姜玉平先生的文章还说“生物学步地质学之后尘迅速成长”，应该记住的是那也有丁文江先生一份贡献。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是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2年创立于南京，秉志先生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先生任植物部主任。1928年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支持下，尚志学会在北京范静生先生故居建立“静生生物研究所”，同样由秉志先生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先生任植物部主任，主要调查中国北方的生物。这两个研究所的工作互相补充，在中国生物学研究上所起的作用大概与地质调查所类似。据周诒春先生说，募集资金这件事就是丁文江先生做的。
李学通先生在文章之末说：“今天兵马司胡同九号已经成了住着几十户居民的大杂院。”令人感伤。它应该也算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址，李先生称之为“科学圣地”并不为过，如果能够列入政府保护的文化遗产之列，则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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