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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毛泽东、贺子珍最后一次庐山相会

2005-06-0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庐山美庐,大树依然青翠(东梅摄)

1959年7月9日夜,外公外婆于美庐在此相会(东梅摄)

1922年英国人在庐山河东路180号修建了这栋别墅。1934年,也就是红军长征开始那年,主人将其送给她的好友―――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此后除抗战时迁居重庆期间,每年夏天蒋宋夫妇都来此避暑。蒋介石为此题名“美庐”并刻石院中,这里与上海“爱庐”和浙江莫干山“澄庐”一起成为他与宋美龄三处私人别墅。

“美庐”题字一直完好保留到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这座官邸又成为不久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外公住所。当外公步入这座巨大的庭院时,先是喊了一声“委员长,我来了”,算是与蜗居台湾的别墅前主人蒋介石打了声招呼;随后他发现有人在叮叮口当口当凿着什么,原来接待方已快要把“美庐”题字抹去,“庐”已模糊不清,“美”还依稀可见。多亏外公伸手阻止,后人今天才得见这一页记载在石头上的人间沧桑。

70年来,几乎所有国共两党要人来庐山都到过这里。楼高两层的美庐不知承载过多少历史人物,聚会过多少政坛风云,流传到现在的却是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那就是毛贺庐山相会。

直到晚年接受采访时,外婆才开口说起与外公的庐山相会。根据几方知情者叙述,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外公到庐山后情绪很好,对前来迎接的杨尚奎夫妇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

7月5日这天晚上,外公突然问与他一同上山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 ”答复是:“七号、九号……”小封记得:外公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感觉他在安排一件事情,这让自己也想了好久。

1959年7月9日晚9时,外婆乘坐的轿车准时开进一处巨大的别墅庭院,沿着宽阔的石板路拐了个弯,无声无息地在一栋两层楼前停下。距这栋楼不远处还有一栋小楼,灯火通明,在此居住的外公身边工作人员的声音清晰可辨,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辆车的到来。院子里安静极了,大门口甚至没有了往日森严的警卫。

打开车门的是卫士小封,他与水静一同把外婆搀上石头台阶,来到值班室坐下。小封只认识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兼秘书水静,不知道眼前这位瘦弱的老太太是谁。他上楼报告外公:水秘书她们来了。外公看看表,站起身,似乎要出门迎接。不过小封走后,他还是坐了下来。

外婆被小封和水静一左一右搀扶着迈上宽大的木制楼梯,缓缓登上二楼,被领到一间大厅里。水静此时悄悄离开,小封略做安顿也下楼去了,两人在值班室等待着。庐山美庐二层的客厅中,现在只剩下外公和外婆两人。他们分手时,还住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吴家窑洞。

初见外公,外婆的记忆是恍惚的。她确认眼前的人不是画像,不是塑像,而是真的毛主席,自己22年前的丈夫。外婆记得外公见她来了,就站起身,微笑着打招呼,请她坐下。外公还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外婆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两人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而小封回忆是他为两位老人端茶倒水,水静说美庐只有沙发,也许他们是对的。庐山相会的最初时刻,外婆是无法说清的。

外婆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刻,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这时,外公开口了。他对外婆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外婆更加哭得不行……

外婆情绪略微稳定后,外公问道:生活怎么样 身体好了没有 外婆仔细看了看外公,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外公说:忙呀,比以前更忙了。随后又详细问起在苏联的情况,外婆一一说了。外公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外婆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在相会中间,外公按响电铃叫小封上来过一次。他给杯中续水,还各放一条小毛巾在他们面前的小桌上,便退了下去。几十年后小封还记得很清楚:他们讲话声音很大,“谈得很热烈”。

外婆记得外公向自己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当年年初辞去国家主席的事,外公说自己实在太忙了。外婆点着头,认真听着。在谈话中,惟一提到的外人可能就是王明。外婆仍然不忘提醒外公: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外公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外公与外婆当然要谈到妈妈的婚事。外公说: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外婆说: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外公告诉外婆,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我妈妈举行婚礼。这是整个相会最轻松的时刻。

外婆记得外公最后说的是: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分别时两人没有握手,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次来之不易的相会,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

外公再次按动电铃,小封很快进来,把外婆搀下楼梯。外公还让他把水静叫上来。当时已将近半夜了。

水静很快从外公那里出来,小封把她和外婆一行送上车,看着她们离开美庐。据水静回忆,外公对她说的是: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她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小封上楼准备安排外公休息,发现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外公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 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说罢外公让小封下楼去拿香烟,他是离不开烟的。

小封拿烟上来,外公显出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继续说道:“小封啊 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 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接着,外公又让小封打电话给水静,让她不要把安眠药给外婆吃。外婆拿走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小封马上下楼去办,这时快一点钟了。打完电话,小封又上楼为外公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睡下。

第二天早晨,水静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要回来了。外公接到小封报告后连连讲:“好,好 ”他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据水静回忆,与外公相会后,外婆在庐山度过的第二个晚上是她陪同的。她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

水静先是想办法从外婆手里拿回外公的安眠药,完成了主席交代的任务。随后,外婆就和她谈起往事,从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说了一夜。

外婆非常留恋在瑞金中央苏区的那段时光。外公“靠边站”了,外婆闹过一次大病。外公殷勤地照顾她,而且大事小事都跟她聊。经历磨难后两人的感情反而更深了。何况还有可爱的儿子毛毛给他们带来快乐。

长征后离开瑞金到延安,担任党内更重要领导职务的外公更忙了。延安虽小,但充满感召力,中外有识之士纷至沓来,还来了很多洋学生。外婆整天不知道外公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些什么。回家之后很少像从前那样,大事小事都说说。作为女人,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外婆苦恼极了。

外婆说: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外婆开始认真思考起来:自己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呢 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只有一件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呀,那时外婆28岁,她还年轻啊。

外婆的打算本是去有国内最先进医院的上海做手术,取出弹片。然而“八・一三”日本攻打上海的炮火使她不得不改变主意。正巧有人刚从苏联回国,外婆打听了一下,就决定到苏联,一是治伤,二是学习,三是调养一下身子―――多年戎马生涯让她落下一身的病痛,何况自己生孩子都生怕了。

外婆告诉水静:在苏联听说主席重新结婚了,她始终将信将疑。外婆认为自己和主席是炮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她坚信主席是爱她的。到达苏联之后,主席还打了电报催她回去,怎么会变呢 她对他的爱更是坚贞不移的,正因为爱他,永远拥有他,才离开他去苏联的。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

外婆向水静诉说了一夜。兴奋的她没有注意到:水静已经坚持不住,打起了瞌睡―――自从接到外公任务,她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了。屋子里只有外婆一个人在床上坐着,回忆着,感叹着,直到月亮隐去,东方发亮。

外婆已经盘算好了,明天再见到外公,一定把自己要求工作的事好好谈一谈。还有许多许多,几夜也说不完的话题。她期待着第二次见面。第二天到了,外婆却被水静送下了山,再没能与外公见上一面。当然这是外公的安排。

事后,曾志急切地找到外公,询问相会的情况。外公再次低沉地说: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这是出乎曾志意料的。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外婆相会后,心情怅然的外公酬谢为此出力的女同志,又在美庐请她们吃过一次饭,水静当然包括在内。那天上午,忙于庐山会议会务的她刚想休息一下,带孩子上街买东西,就被告知有急事:一八○来电话,毛主席找你……外公见到曾志、朱旦华和水静后,笑着说:今天请三位吃顿便饭,不要客气。

所谓便饭,上了六个盘子:红烧五花肉、油煎小鱼之外,就是庐山上的一些特产青菜。外公陪三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还轮番为客人夹菜,始终非常客气。水静记得饭后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外公和曾志谈起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往事,还和自己拉了一些家常。水静不记得外公提过庐山相会的事,大家都把它默默放在心里,三位女同志几十年后才讲出来,外公1959年后则再没提过。

  (摘自《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孔东梅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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