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直通大门的路，她被从这里送出去，再没回来
阮玲玉生活照，右后方为其母及养女小玉
2004年，盛夏，日炽如白烟。
乳黄镶红褐的三层一进新式里弄洋房，弄堂口的老鞋匠生意兴隆。
9号的围墙里是一棵树，围墙外是我。小而精致的阳台，晾着家常的棉布衣服。门紧闭，早就换了不知多少户人家。
我转身往弄堂外走―――眼前这条路，70年前某个初春的凌晨，曾目送一个女子的最后挣扎。
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一位25岁的电影女演员在此自杀身亡。然后，有十多万人到万国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三十多万人自发为她沿路送葬―――这位女子，正是被称为“无冕影后”的阮玲玉。
两个月后，在专制文网中打游击的鲁迅，以笔名为她写下悼词：“‘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这哄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他一开篇便挑明她生前身后的滔滔“人言”，为这样一位弱女子兼“新女性”，讨一句公道。
57年后，一位香港导演带着一群香港明星，用世纪末华丽氤氲的影调，两两对照地去复原，去揣测，去观望，去怀念她和他们的戏梦人生。
他在戏里不停问着他的那群香港演员，“50年以后，会不会希望有人记得你？”大家都在为那“50年被记住”的荣誉而兴奋，而后来因此片赢得柏林影后的28岁的张曼玉说，“那么多年了，别人记不记得我不重要。如果能记得我的话，那也应该和阮玲玉不一样。她在她最辉煌最美丽的时候就离开了，她是一个传奇。”
70年之后，我们还在谈论她和惊叹她。她的死因，的确已经如鲁迅所说，成了无人再去嚼的口香糖；而死的成果，却成了一道光环，成就了她的传奇―――这恐怕是她自己，当时的“人言”，甚至犀利如鲁迅的时评都始料未及的。
这位中国默片时代的电影女神，用尽短短一生所感受的喜怒哀惧、悲愁爱憎，都在黑白胶片的世界里得以最淋漓尽致的感光和影现。而她自己，虽然努力保持着抗争的姿态，但始终是无处发声的，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
世人愿意记住一个媚态烟行的美丽女子，那美，的确有这样的力量。添上红颜薄命的际遇，更是让人同情叹惋。最后，即使是把这场“香消玉殒”搬到所谓“旧社会”的现实上来批判，看见世道如何将美丽毁灭，就此再成就一个社会悲剧，也算得上深刻。
而她自己，如玉炉沈水，余烟袅袅。无论你从何处去看，从何处去说，她已用结束为自己保留了最后的尊严和力量。
16岁从影，虽多是鸳蝶言情、神怪武侠片中之“花瓶”角色，也初露头角，并得以自立谋生。20岁入联华影业，五年间拍摄18部影片，一生杰作尽出于此。
当时的她是万人痴迷的明星，许多观众对她到了“每片必看”的程度。一些60岁以上的老克腊 洋泾浜英语，取意dass，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 们至今仍说，“阮玲玉的美是别人学不来的”。而她自己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对她吹捧求爱的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将这些痴心人的信撕毁，就把它们藏在箱里，上面加了把锁，还贴了一张纸，写着“小孩子的信”。
演风流幽婉的“野草闲花”时，她总是仔细地描自己的眉毛―――那种“两弯似蹙非蹙烟眉”，在北平要画一个小时，在哈尔滨要画两个小时。而要争取出演一个进步女性时，她却用一张纸就擦掉了嘴上的口红，甚至为公司立下包赔经济损失的“军令状”。为了能拍有声片，她努力地一字一句学说普通话―――然而她最终也没等到在银幕上开口说话的那一天。
她是“感光最快的胶片”，是导演最喜欢合作的女演员。而她所演出的那形形色色的弱女子和“新女性”，无一不痛撼人心，“闹不清她是把生活撕开来给我们看，还是生活在她的表演里化作艺术之故”。“她在银幕上曾自杀四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受伤癫疯被杀和病死等等。虽然影片大都注重传奇性的结构，而且只限于揭露社会黑幕，未能指引光明的出路，但是无论她饰演哪一种角色都是充满着斗争，无论怎么受困也保持纯洁的灵魂。”
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美丽呢 如果真的只是当下所怀旧着的那种“海上风情”，如果真的只是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种婉约风致，未免就真的是“淡，淡，淡”了吧。
没有看过《神女》中那为养育孩子备受凌辱的妓女母亲，没有看过《三个摩登女性》中那因参加罢工负伤入院的电话局女接线员，没有看过《小玩意》中那家破人亡丧魂失魄的手工艺人，没有看过《新女性》中争取独立幸福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女作家……没有看到那些黑白银幕上无声咽泣和挣扎的形象，也许我们根本不能体会那些胶片上影印着的，她内心的悲苦和呐喊，更遑论去了解银幕下她个人的情感和生活。
那些所谓的美丽，所谓的悲剧，半个多世纪后的我们，难道真的能够懂得，真的能够了解么
不停有人告诉她要坚强，要独立，要做新女性。出身贫寒的她，靠个人奋斗求得经济独立，事业有成，似乎已是“新女性”之楷模。无奈却没人能告诉她，“新女性”该如何对付这新旧夹杂的世界，这新兴的“记者”和“舆论”，这旧式的流氓无赖，以及最后那一点点的，最基本又最伤人的“爱”。
面对《新女性》所受到的“新闻记者工会”的舆论镇压，以及幕后力量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围剿，“勇敢”的进步导演们自然能够付之一笑，“联华”老板大可以私自用公司名义道歉声明。而这个“无拳无勇”的女主角，就成了“新闻”“发扬余威的好材料”。小报们抓住张达民的无赖诬告大肆诋毁，于是就成了鲁迅所说的，“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 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 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 ”
而她自己的生活，也似乎逃不出旧套路。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场恶梦到另一场恶梦。“张达民把我当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专利品，他们都不懂得爱！”那些在电影里教她进步的人们，在现实生活里，并没有给她任何依靠―――不是么？即使终因唐这“最后一根稻草”的自私无情而灰心自杀，她依然在遗书里把自己的工资和家小交托给他。“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如果还有别人可托，怎能委屈至此
戏剧性的是，他却私藏了她的遗书，另伪造两封遗书公布于世，把罪责都推到了“人言”和张达民身上。而66年后，她的遗书原稿才得以大白天下。原来她是说：“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 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原来不只是“人言可畏”，不只是“男人可恶”，而是，对尊严的无奈的最后维护。
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凌晨，沁园村9号，她服毒自尽。
据说死前也曾后悔挣扎，被唐和母亲送至日本人开的医院。凌晨没有值班医生，阮母要求转院，唐露出商人嘴脸：这里没人认得阮，到别处就会认出，一旦认出，我名誉尽毁。然后转投江湖医师，经两三个小时的土法折腾后，终是无力回天。
在电影《新女性》的结尾，服毒自杀的女作家韦明在病床上无声大叫：“我不要死，我要活，我要活”，但还是已经晚了。
在电影《阮玲玉》的结尾，昏黄的灯光下，大队人马和机器围着躲在被单下哭泣的阮玲玉，和旁边安静的看着她的《新女性》导演蔡楚生―――他说“收工了”，走上前去，但是忘了掀开她的被单 或许也是无力吧 ，把她从戏里拉出来。然后是镜头后退，场景拉开，摄影机后的1990年代的导演关锦鹏对演员说，“家辉，你忘了掀开被单看看Maggie！”
这一刻，现实和影像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依然是在胶片上相遇。
然而舞台中间色彩分明―――黑白的30年代的阿阮的脸，她所扮演的那个叫做韦明的女子；彩色的90年代的Maggie的脸，她所扮演的叫做阮玲玉的那个女子―――所谓戏梦人生，是一直在继续的梦幻，是戏剧，还是现实
70年过去了，所谓舆论杀人，终于是杀不死的了。而杀戮却没有停止。你尽可以说是演员身份地位更高，舆论导向更严肃高尚，女性更独立，社会更进步，却也焉知，不是心灵对悲剧的感知更麻木，我们对悲剧的逃避更彻底。
一个“新女性”，落在不同的时代，是怎样不同的戏梦人生？
说是“贪那一点点爱”和“一点点依赖”么，谁又能不贪呢 那不过是最基本的温暖。说是在乎那些名誉清白么，谁又能不在乎呢？何况不是畏于“人言”，而是自己最基本的尊严。
你以为她那旗袍里摇曳生姿的身影只是风情万种，你以为她那笼烟带雨的眉眼里只是哀怨婉转，你以为她只是戏里的悲情明星戏外的薄命红颜。而我们又怎么能忘得了：即使最终没等到开口说话的那一天，无论是在银幕上，还是在银幕下，她始终保持着呐喊的姿态。
而无论她有没有等到那一天，无论我们听不听得到那种声音，我总能记得：在黑白光影的世界里，她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悲愤无奈地，又终于不屑一顾地，吸着烟卷，把僵硬的身体，坐上了那张破旧的桌子―――昂然面对这充满屈辱，又诱惑以光明的人间。
（摘自《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上海卷］，中国画报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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