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这种人类特有的高级心理活动及其社会意义，引起我的研究兴趣。“记忆”的科学解释究竟如何表述，它在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有何等意义，我都想再多知道一些。于是，我开始查阅我收藏的几部辞典。首先查阅的是商务印书馆2001年修订版《新华辞典》。“记忆”词条是这样讲的：“心理学范畴。指人对经验过的事
去年有一期《秀州书局简讯》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有位先生读了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后对胡适和钱穆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其（指钱穆）哲学深度远远超过我的设想，以前我认为钱穆的思考是凭脑子的。现在认为不是，他不需要用脑子，如同佛教中的顿悟，也就是孔子所讲的‘随心所欲不逾矩’。钱穆的思想毫不逊色于康德、黑格尔、哈耶克……。胡适不能与钱穆比，胡适‘不学无术’，只是享得大名，开风气之先而已。民国留下来的学术著作，除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等还有什么！……钱穆可以与孔子、朱熹并列。”看来，这位先生是钱穆的热诚崇拜者，这当然很好，遗憾的是，他对钱穆的学术成就说得过于夸张，而对胡适也太欠公允了，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对胡适先生持如此极端看法，颇为少见。至于他对民国以来学术史的观点也大有商榷的余地，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钱锺书等大师的名字一概不见了，这种近乎虚无主义的观点不正是一种记忆的失真么？
由于记忆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使人们对人和种种社会现象产生不够准确或失真的认识，当然是件令人不快的事，但这还不是最紧要的，一旦记忆对重大历史事件产生负面影响，那后果可要严重得多。我指的是以国家力量来改变或抹杀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记忆，从而达到随心所欲驱使人民的那种情况，如对书籍的查禁、删削、销毁和篡改历史等等。近来，我发现西方学者对国家强制改变人的记忆有一种颇为新鲜的说法。前不久，我在书店里买了一套由夏中义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共三大卷）。这套颇受好评的人文教育书，本来是想买来给刚上大学的外孙看的，但当我发现这书编得果然非常好，不仅适合当代大学生好好学习，也值得每一个想做现代公民的人一读，于是我就先睹为快了。其中《人与国家》卷第一章《让记忆唤醒历史》共收入有关记忆的文章10篇，首篇就是美国当代学者康纳顿写的《社会记忆》（选自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一书）。康氏在论述了社会记忆与历史重构之间的关系后尖锐指出：“所有极权主义都有这样的行为方式（指‘国家机器被系统地用来剥夺公民的记忆’）；极权统治剥夺臣民的记忆之日，便是他们受精神奴役之始。当一个大国想剥夺一个小国的民族意识时，它使用有组织忘却（organizedforgetting）的方法……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恐惧：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有组织忘却”，这是多么让人惊悚的概括！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莫不证明这一点。就在我国的东邻―――日本，不正在上演一出这样的丑剧么？最近，即将由日本扶桑出版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就引起亚洲各国的严重关注（中韩两国政府已就这一伤害亚洲人民感情的事件向日本提出严正批评与交涉）。这本由日本右翼团体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与2001年版教科书相比，更加美化和歪曲日本侵略历史，把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为了自尊自卫的战争”，并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把对亚洲各国的殖民统治和掠夺美化为帮助各国实现近代化，对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也只字不提，等等。可以想像，如果一个民族完全丧失记忆，不辨黑白，将会在野心家们驱使下干出怎样可怕的蠢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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