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识之士指出，传播学目前不是一个学科，也没有
在传播学领域，狭义的“传播学学科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而广义的“传播思想史”则要宽泛得多，这既是由“思想史”的广博性所注定的，更是由“传播”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在英文中，传播这个词的拼写是COMMUNICA鄄TION。在希腊文中，此词源于两个词根，CUM是指与别人建立一种关系，MUNUS意味着产品、作品、功能、服务、利益等等。COMMUNICATION的意思就是共享、共有。在拉丁文中COMMUNICATION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在中文的译文中，虽然“传播”已经是约定俗成，但是考虑到COMMUNICATION的内涵，理解为“交往”或“沟通”大概更为贴切。在某种意义上，传播是人和社会存在的方式，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举凡与“社会”发生勾连的领域，也皆与“传播”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传播学”虽然是后起之秀，但是“传播思想”实际上几乎与欧洲学术相伴生。无论是原有的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地理学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伦理学研究，还是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宗教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人类学研究、生物学研究、管理学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学理，涉及到传播问题。所以不难理解，要将这些散落在历史汪洋、镶嵌在学科丛林中的“思想”钩沉爬梳出来，写成一部“传播思想史”，其难度足以让众多学者望而生畏。
就目前国内的书坛而言，尽管传播学方面的著作几成泡沫泛滥之势，但是能够名之为“西方传播思想史”的，也就是E・M・罗杰斯的“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A Biographical Approach”（《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还有J・D・彼得斯的“Speaking into the Air: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而且前者几乎还是一部“学科史”。难得的是，在这个西方学者都裹足不前的领域，终于有了大陆学者的声音。上海大学许正林著、上海三联书店推出的新书《欧洲传播思想史》，是国内学者第一本较为完整的西方传播思想史著作，展示了欧洲传播思想产生、发展、嬗变的全景图画，对于我国的传播学建设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形象地说，是给出了一份传播学的“家世谱系表”，还有一份“思想遗产清单”。
在绪论中，作者首先探讨了“思想史概念”、“思想史范式”、“欧洲传播思想的界定”、“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几个问题，正本清源，对自己的理路进行了方法论上的说明。作者显然认同思想史主要奠基人阿瑟・诺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观点，把观念的形成、范畴的流变、逻辑结构的分析、社会历史背景的简介、学说思想的渊源视为研究的范围，更把对经典的解读视为研究的基础。在如此“循规蹈矩”的同时，作者也吸纳了闻名遐迩的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历史语境论”，而在斯金纳看来，“没有什么由不同作者合力推出的特定观念，只有不同的人物抱着不同的意图用不同词语作出的不同陈述”。所以作者一方面将自己的著作视为“教科书”，一方面又声明这是自己的“个人阐释”和“个性解读”。此书的封底介绍上提到：“其特色不仅在于作者怎么说，更在于作者认为思想者们在怎么说。”
那么什么是当前的“历史语境”呢，那就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抗衡。前者的大本营在美国，推崇的是科学、是实践、是传播技术与功能的发展；后者的基地则是欧洲，关注的是人文、是理想、是对传播中种种权力关系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批判。在当今中国任何一个大学的传播系，学生大概都有同样的尴尬，那就是发现导师们实际分处在两个阵营：将传播学作狭义理解的导师，还有将传播学作广义理解的导师。前者“只管低头拉车”，后者“只管抬头看路”，其间的“缺乏沟通”甚为严重。在这样的语境下，作者认为“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诞生于美国，但其思想根源却在欧洲”，其中的微言大义是不难领会的。
本书分为十三章，从欧洲文化的源头开始，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直至现代时期欧洲思想家们在论著中所涉及到的传播思想作了清晰的梳理。后一部分则重点描述了当代欧洲传播学派的思想理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文化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与语义学、媒介理论与大众传播理论等六个部分。也许由于作者曾师从南开大学朱维之先生，得其“两希论”的神髓，对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有深入研究，所以在古希腊和中世纪部分，笔力纵横，史论互见，举重若轻、十分出彩。而现当代欧洲学派的介绍部分，谨慎、翔实、全面，从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葛兰西、霍尔、汤林森、默克罗比；从索绪尔、列维 施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皮亚杰、罗兰 巴特、福柯、德里达，到雅各布森、格雷马斯、艾柯、克里斯蒂娃、巴赫金、范・戴克、鲍德里亚；又从施莱马赫、狄尔泰、伽达默尔、雅斯贝斯、利奇，到纽曼、布尔迪厄、麦奎尔，如数家珍，条分缕析。何兆武先生曾经指出：写哲学史的有两种人，一种作者本人是哲学家，另一种则不是。作者有一套哲学见解，这种书往往有深度，但是以己度人，难免有偏见。一般的教科书是很客观、很系统、很公正的，但是作者没有深刻的思想，又容易流于肤浅。许正林博士谦虚地将自己的这部著作归入后面一种。但是，正如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在此书序言中所指出的，对于读者而言，特别是对于“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们而言，客观、系统、公正的“教材”或许比哲学家的宏论更加重要，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直接地与大师们神交，与一流思想对话，并因此而获得“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这样流淌”的深刻认知。
盛世修史，盛世显学更要修史，盛世显学尤其要修思想史。只因人类是有思想的芦苇，而且思想是有积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过往思想的梳理本身，就是诞生新的思想的一个途径。而只有思想蔚然深秀，这样的盛世才名副其实。
（《欧洲传播思想史》，许正林著，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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