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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学研究的创新

2005-06-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在国内文论界,傅修延教授对西方现代文论的关注和研究,起步是比较早的。记得在当年的“方法论”热潮中,他便与同仁率先编辑出版了《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一书。这本仍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似可看作他在叙事学研究领域锲而不舍辛勤耕耘20余年的一次学术总

结。

对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思考和研究,在该书作者的学术经历中似乎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2002年获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便集中体现了这一学术旨趣和理论追求。

全书凡十一章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至第五章为西方文本学研究;第六至第九章为中国文本学研究;第十章为中西文本学比较研究;第十一章“文本学视野中的超文本研究”则为拓展研究,是对出现于赛伯空间的“超文本”、“超阅读”、“超写作”现象的前沿性、前瞻性思考和开放性描述。从总体看,该研究成果不但视野开阔,思路清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而且概念明确,论证缜密。

《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一书给人的另一突出印象,是它的提纲挈领,要言不繁,逻辑缜密。作者认为,西方20世纪文本主义文论,经历了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与叙事学三个阶段。而新批评之所以为“新的批评”,首先便在于它的文本中心论。既然文本成为中心,那么,文本构成的问题自然凸显出来,并由此而必然深入到如何解读文本的问题。于是,“文本中心论”、“文本构成论”、“文本解读法”,便成为“英美新批评”这一章所论及的三大专题。在每一专题的研究中,作者又高屋建瓴,抓住其中若干最具表征性的理论命题,进行系统描述和深入阐发。概言之,作者对西方文本主义文论重要学派核心观点、基本范畴、研究方法的介绍,简明扼要;对各学派阶段性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传承、理论发展,以及从经典叙事学转向后经典叙事学或曰新叙事学的描述,相当清晰;对各家各派学术成就、学术地位、理论缺憾的剖析与评价,亦平实而中肯。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作者在叙事学研究中所始终恪守的中国意识和本土化立场。这不仅表现为在对西方学理的阐释中,不时以中国“他者”的文化身份和理论视角进行观照、审度和评价,而且更表现为在分析、阐释结构主义文论的基本理论、范畴和方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西游记》来置换列维 斯特劳斯、布雷蒙、巴特等结构主义大师的西方经典文本。这种引入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个案加以比较参证,相互发明的研究方法,不但表现了研究者对中西叙事理论的圆融会通,而且也有助于读者的阅读理解和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显然,这一研究方法和作者系统整合中西叙事理论的学术目标,是相当匹配的。正是基于研究者扎实的功力、平易的学风和融通古今中外之切实努力,才使得全书显得既提纲挈领,又荜路蓝缕;既比较阐发,又系统整合。在对中国传统文本学理论的研究中,该书也颇有见地和特色。其中突出表现为作者以“二合”思维为理论工具,从文字、词句、篇章、文体等诸多角度,对中国古代文本学理论诸多问题的规律性阐发,多有精当之处。此类分析、阐释,颇为精致,颇为深刻。无论在观点上还在方法上,均多有创意与建树。

笔者略感该书不足之处在于:与较为系统而完备的“西方文本学研究”、“中国文本学研究”相比,作为该项研究的第三大任务“中西文本学比较研究”,稍显单薄;与“构建更具涵盖性的文本理论”,尚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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