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军日记》［俄］伊萨克・巴别尔著东方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单凭一本作品对作者或他的时代下结论是件冒险的事情。同样道理，单凭一本《骑兵军》是难以进
爱伦堡论述日记与小说的关系，说“巴别尔描写的是他看见过的事”，但小说在什么程度上体现了巴别尔的立场或态度呢？总的来说，“柳托夫”是一个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者，偶尔会发表一点不那么立场坚定的意见，饶是如此，已给巴别尔带来很大麻烦。而在日记中，巴别尔不必如此克制。波瓦尔措夫在俄文版序言中指出，日记是《骑兵军》故事的基础，但它“首先是一份有关人的珍贵文献，对革命、战争、个人命运，作家痛苦且往往矛盾重重的思考”，恰如富尔曼诺夫《恰巴耶夫》中关于克雷契诃夫政委的评论：“他在日记里记下的，通常是那些无论如何也不能在报纸上刊出的东西……写这些是出于自然的本能的需要，而无需给自己明确的答案。”这些于战争间隙写就的日记，不容许巴别尔做过多修饰，他的立场和思考更清楚地表露出来。作为创作基础，在写作小说时它们甚至不在巴别尔身边。爱伦堡说，巴别尔在笔记本中描写了所看到的一切，小说却不是这样，“其中尽管描写了战争的恐怖和那些年的险恶气候，但是里面却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日记有的，小说没有；小说有的，日记没有。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日记》异于《骑兵军》之处。
写小说时，不论巴别尔乐不乐意，他都得给自己和读者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这答案令布琼尼等人震怒，只能说明他们之间存在不可调和之处，即关于人、革命、战争的思考。《骑兵军》精细有力的作品淡化了素材的可怕之处和作者的反思，而这些在《日记》中表露得很充分。《日记》中巴别尔多次表达了类似的情绪：“我感到忧伤，需要仔细思考这一切，既包括加利西亚，又包括世界大战，以及个人的命运。”“为什么我感到不合时宜的忧伤？因为远离家乡，因为我们破坏，如同旋风，如同狂流，所有人憎恨我们；生命纷纷飘逝，我置身于一场宏大的永无休止的祭悼仪式中。”很显然，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强烈的“对革命和人的信心”。对于骑兵军，巴别尔经常这样描述：“关于布琼尼的军官―――见利忘义的家伙和未来的篡权者？”“我们的哥萨克是些什么人？他们有很多层面―――吵闹，剽悍，职业，革命性，残忍的动物性。我们是先锋队，但目的呢？”
除了战地日记之外，几篇补遗性质的《骑兵军》故事也值得一看，《他们曾经九个》、《吻》更接近日记的特点，显露出“灰色调”或曰缺乏“对革命和人的信心”。最有意思还是书中收入的巴别尔所写的一批速写，尤其是1920年发表在《红色骑兵军报》上的篇章，如果与《骑兵军》、《骑兵军日记》对照阅读，更可以昭显巴别尔不同叙述身份之间的那种错位感。有篇报道题为《需要更多的特龙诺夫们》，称赞牺牲的特龙诺夫“有一个广泛传扬的无私而忠诚的生命，献给了被压迫者的事业”，并列举这位军官的诸多优秀品质；而小说《骑兵连长特龙诺夫》中，“柳托夫”花了更多篇幅描述特龙诺夫随意杀害俘虏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显然并不认为“需要更多的特龙诺夫们”；日记中，巴别尔则对被残杀的俘虏深表同情。在另一则日记中，巴别尔提到曾恳求政委不要再屠杀俘虏，但上级的回答是：不要浪费子弹，用刀子宰，巴别尔不禁哀叹：“地狱，我们是如何输送着自由啊……”在《她的一天》这篇报道中，护士被写得宛如军中天使，而日记中关于护士的多处记载给出了迥然不同的形象。在这些洋溢着热情的报道中，战地记者柳托夫给出了别人所需要的答案，但这不是他给自己的答案，或者说，他找不到答案。
记什么，不记什么，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别尔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份与《骑兵军》有联系、但走得更远的答案。《骑兵军日记》不能仅仅被看成小说的注脚，它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即使在历史真相被不断披露的当今语境下，这份带有强烈实录色彩的文献仍具有无可代替的意义。欧美掀起“巴别尔旋风”，《骑兵军》不是唯一缘由。作为巴别尔小说鲜明特征的那种“语言的明确性和力量”，其实也同样体现在《日记》中，尽管其记述角度多有差异。
巴别尔与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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