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其实不仅是在女性为主角（或主要线索）的剧中，其实在其它剧本中也同样展现女性形象的高贵可爱。《强盗》中的阿玛丽亚，虽然历经磨难，然则却坚贞不屈，她如此勾画自己意中人的形象：“美丽得像天使，充满英雄的幸福，/他是一切青年中的最漂亮的人物，/他那眼光温暖得像五月的太阳，/反射在蓝色的海的镜面上。”这样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相思，纵使生离死别，也竟是无法稍减。
而在《唐・卡洛斯》中瓦洛仪思王后的形象，简直有起死回生之效。作为前王子的未婚妻、现任的王后，瓦洛仪思担负着将沉醉于纯情之中的王子“振作发奋”的重大使命。剧本本身无法以形象化的手段展现女性的外在之美，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剧中人的语言。瓦洛仪思的语言显然非常有力：“身为男儿？/啊，卡尔！/实践中碎裂的是我们的心灵，/理念里伟大的是我们的德性！/天意使您高贵―――/王子，比千百万兄弟更加高贵。/天意集天下之精华而奉君，/天下人又怎能不滔滔追问：/此子岂天纵神明，结胎于天？/奋起吧，天意就靠您来救挽！/天意昭昭，您必将勇为天下之先！/天意昭昭，您亦将先天下之忧而患！”一方面是坚其志，鼓其气，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回避卡洛斯对自己的恋慕之情。瓦洛仪思必须“化解谬爱”，所以她有这么一段说辞：“请您承认，卡洛斯―――/您的愿望如此剧烈地向母亲转移/那都是因了苦涩滋味和骄傲尊贵。”这段是为了解释父皇“横刀夺爱”而造成的卡洛斯的心灵之创，然而仅仅点到为止，否则将很可能误导方向，所以她将话题迅速转向宏大命题：“您献给我的心灵和挚爱/浪费在我身上有些无谓，/它们本应属于您未来的国家社稷。”以国家社稷大业相许，很容易激起青年人（尤其是皇储）的雄心壮志，再加上巧妙的修辞、女性的温婉、对方隐藏的敬意，她又怎能不成功呢？
《阴谋与爱情》中的露伊斯则是深值我们同情的德国的朱丽叶。在世界文学的画卷中，以忠贞不渝的爱情为歌颂对象的作品屡见不鲜。但爱情的悲剧之后，往往并非仅是恋人之间的悲哀与欢乐、忧伤与幸福，它牵涉着远为复杂、繁复的家庭、社会乃至历史背景。斐迪南、露伊斯的爱情，是人世间抗争强权、争取自由的壮丽悲剧。露伊丝这样回忆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那时我的灵魂里升起了第一道曙光，千万种青春的感情从我心中涌了起来，就像到了春天，地面上百花齐放一样。我再也看不见世界，可是我觉得，世界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美丽；我再也不知道有上帝，可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他。”从手法上来看，与阿玛丽亚如出一辙，但就承受的制度性罪恶与人性的阴暗而言，露伊斯却远有过之，以一介孱弱少女之身，却要面对种种恶势力的强权，她选择的不是个体的幸福，而是伦理的责任。这就使她的死，平添了“悲壮之善”。
我们可以看到，席勒戏剧中的女性，大都来自不同国度，反映异质文化，但其美丽皎然，则有相通之处。从历史顺序来看，具有希腊古典女性之美的蓓特丽丝、西班牙帝国的王后，到苏格兰的女王、法国的“花木兰”，再到东方的公主，市民的女儿，……构建的是一种何等芬芳美妙而又不乏英姿飒爽、高贵典雅的“女性大观园”啊！惟其如此，作为诗人的席勒，其实更具有世界诗人的一面。当然，究其本质，恐仍难免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心中块垒”，但这并非伟大创造者的局限，而是“有我”的必然选择，只是应注意不能过于“六经注我”。事实上，席勒的女性群像构建是非常有特色的，综而言之，“风仪贵兮，美人绰约”，无论她们是身当安乐之中，还是面临苦难之际；无论她们是追求个体幸福，还是面临家国存亡；无论她们是身处庙堂，还是位居江湖……她们都自觉地葆有着人性的尊严、女性的高贵，让读者不能不心生向往与景仪之情，想回到那历史烟尘的时空逆转之中，亲历亲睹那“优美的高贵”。而这背后显示的是作者饱经沧桑、遭遇艰难之后，仍对人性与理想的坚定信仰。即便是那负面的女性形象，如《阴谋与爱情》中公爵的情妇―――米尔佛特，亦颇有典型性和复杂性，她在了解了斐迪南与露伊丝的真挚之爱后，仍然希图“横刀夺爱”，这当然反映出她的恶性。一方面，她曾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是公爵的玩物；可另一方面，她同时也变成了一个侮辱与损害别人的人。她已发生了异化，即从一个被压迫者而异化为压迫者。席勒戏剧中的女性群像，其实，为我们理解与亲近女性提供了一把最好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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