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年轻时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社会达尔文的无知狂妄，本能地也会觉得刀耕火种会破坏环境，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同样既不了解刀耕火种，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态。然而，农民怎么可能不爱护自己的环境，不爱护自己的家园呢？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常常本能地从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如果刀耕火种真的会破坏环境，从长时段考察，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区，应该是满目苍痍、一片狼藉才对。然而，恰恰相反，这些民族所生活的区域都是郁郁葱葱的大山。正所谓“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81）
所谓传统，必须要能够传下来。无论其形而上的文化传统是巫术、是神话还是宗教，在其形而下的层面，它必须有足够的生存智慧，能够解决好与自然的关系，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够持续，能够传承，才能够成为传统。
西盟的佤族，或者怒江流域的怒族、独龙族，他们的刀耕火种已经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如果这种生存方式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早就被自然淘汰掉了！
到底刀耕火种是怎样耕、怎样种的？云南大学的尹绍亭教授对景颇族、佤族、独龙族等村寨的刀耕火种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得到了一系列颠覆性的结论。他认为，刀耕火种是一整套极为复杂极为成熟的农业形态，其文化生态内容远比灌溉农业丰富。
最典型的刀耕火种形态尹绍亭称之为“无轮作轮歇类型”，一块地只种一季就抛荒休闲，休闲期长达十年左右，这种类型的地被很多民族称为“懒活地”，意思是不需要怎么费尽儿，就可以获得收成，所以是各个民族的首选。只是在人口增加，土地不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轮作轮歇类型”。刀耕火种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漫无目的地放火烧荒，而是有着长时段的精心规划。所以这种农业方式还要有相关的社会制度予以保证。比如，他们会以村寨为单位，把全村的懒活地分成比如十份，这样才能一年种一份，十年一轮回。在正常情况下，所烧的也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他们的“地”。山民们在当值的山地砍树、烧荒、播种、收获，每项工序都有传统的规则。比如烧火前要清理防火道，专人把守，以免山火越界。砍树时大树留桩，小树留根，以便来年春风吹又生。
烧荒有很多好处。云南的红土多为酸性，草木灰为碱性，可以改良土壤。大火把草籽和虫卵烧熟，几乎不需要除草治虫。所谓刀耕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如果真的耕了，反而没有好处。因为深耕会把草木灰埋到下面，并把土壤深处的虫卵和草籽翻上来。烧地的时机也是专门的学问。烧晚了会误农时，烧早了不能马上播种，反而让杂草得到机会。一块地又砍又烧，只种一年，外人会觉得可惜。而尹先生则认为，耕种时间越短，树根就越容易复生，植被越容易恢复，水土流失越少。每年新烧的都是已经恢复了近十年的懒活地，可以保证地力常新。这样，山民总是有地可以种，有山林可供采集狩猎，与自然形成良性的循环。（212）
种地当然也是学问，很多民族实施着不同的套种方案，一块地里既有空中吊的（陆稻、豆、粟等），又有地面爬的（南瓜等），还有地下钻的（山药等），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充分地利用了阳光和土地。故又称“百宝地”。尹先生指出，百宝地远比固定耕地的综合收益要高，同时所需的工时要比轮作的锄耕和犁耕田要少一半儿，主要省在除草和杀虫上。（91，219）所以，这种生产方式是山民主动选择结果。只有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用轮耕的方式。在尹先生看来，刀耕、锄耕和犁耕并不是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方式，而是三种不同场合的农业方式。后两者并不比刀耕火种先进，反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结果。
很多民族都知道在懒活地里种植水冬瓜树，水冬瓜树是一种速生树种，落叶多，并有根瘤菌可以固氮，有利于土地加强肥力。西盟佤族是在粮食收割播散树种，盈江卡场的景颇族是将树籽与陆稻种子同时撒播，怒江的独龙族和怒族则是栽种树苗。（63）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表明，刀耕火种并非是由于愚昧无知，恰恰是对于其所生存的自然有着深厚的“知”。
农民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家园，也没有人比农民更爱他们的家园。因为他们只能在土地上生存，他们必须要善待给他们带来食物的大地。他们的禁忌、他们的自然崇拜，都是其传统生存智慧的表现形态。
毫无疑问，在当今这个有限地球时代，传统地区也遇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固然有传统本身的缺限，但更多的时候是受工业文明所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工业文明为了解决自己的资源和能源问题，不断地开疆拓土，把一片片传统地区纳入到现代化和全球化食物链的下游，这才是当今时代传统地区生态恶化并且难以恢复的罪魁祸首。
如果传统地区的生态开始恶化，首先一定是有外来的不敬畏自然的力量强行闯入，并且喧宾夺主。而如果那里的农民自己也加入到破坏环境的队伍中来，一定是那里的传统失去了阐释本地事务的话语权―――传统被消灭、被遗忘了。
要区分两种不同地区的“贫穷”。一种是加入到了现代工业文明体系、作为其下游和边缘而存在的那些地区；一种是如西盟佤族和怒江流域这样的传统依然相对完整、尚未被工业文明完全吞噬的地区。同样的低GDP低，低年均收入，对于前者，我们需要扶贫，需要在现代化的框架内为他们寻找出路。但是对后者来说，年人均600元也可以日日欢歌。如果按照我的建议，把人年均唱歌多少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把月歌一首作为新的贫困线，西盟和怒江都是富裕地区。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自以为是地用冥尺的逻辑“发展”他们，而是要退出对他们的干预，恢复传统对本地事务的话语权。
传统具有足够的生存智慧，也具有足够的应变能力。
如果真的有好心人，真的出于善意，要帮助西盟或者怒江这样的传统地区，我认认真真地请求他们，先老老实实地做个学生，学习传统的生存智慧。而不要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念过牛顿力学，知道克隆和转基因，就掌握了一个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文化传统的发展冥尺，用抽象的“先进”对传统地区进行格式化，这就如我们当年把大寨作为冥尺，全国造梯田一样荒谬。所有的生存都是具体的，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环境之中会产生具体的传统，不可以用一把冥尺一概而论。尹先生指出，50年来，在刀耕火种地区多次推行的貌似先进的固定耕地运动，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恶果。（350）十几年前，云南还曾大力倡导“两化”上山，推广作为先进标志的科技产品化肥和农药，结果是土地板结，生态恶化。后来又有专家声称发现了一种新型农业，栽种水冬瓜林而改善生态的混林农业。而这种所谓的新方法根本就是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传统技术，完全不需要重新发明！（352）不想作学生，就要当先生，这种无知的狂妄必然导致荒谬的后果。
中国依然拥有传统尚存的地区，是中国的幸运。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力保护这些传统，是一种耻辱。强行把这些地区拉入到工业文明体系中，无异于把古董用做了劈柴。这些依然存活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今天的财富，它们对于未来人类的价值，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一方面，我们得以从中学习传统的生存智慧，那种利用本地资源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并且获得快乐的生存的智慧。另一方面，当日疯一日的工业文明体系崩溃的时候，那里才是人类文明最为可能的方舟，也最有可能成为人类新文明的星星火种。
（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文中有关刀耕火种的内容均根据此书整理。括号内的数字为该书页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