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鸣树教授所著《文艺学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后记》写道：他曾经应章培恒教授的邀请，在“古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班”上，以书中《资料的实证性与思维的超越性》和《理论框架的建构》两章作讲演，听众反应热烈。下课时有研究生对他说：听了你这番演讲，我回去得把文学史的构架和目录全部改动了。可见讲演的内容
古今中外的文学研究方法，可谓繁复多样，异彩纷呈，百家争鸣，众芳斗妍，各具特色。各种文学研究的方法，各有侧重和中心，各有信徒门人，在不同的时代各有成就和影响。鸣树先生在这本书里，对中外古今的各种文学研究方法详加论述评议，如高屋建瓴，擘肌分理。他并非只是客观的介绍和说明，而是从自己的思想立场进行分析；而且还对中西方法作横向比较，指明方法背后所隐含的中西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的不同特色。他在缜密的论析中显示并融入自己的学术见解和评价，既不是盲目吹捧西方的方法，也不是自炫地颂扬中国的古典的文学研究方法，而是激清扬浊，彰优指缺，让人提高认识，耳目一新。这本书的论述，完全切合并发扬了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的意旨：对于中外的传统文化或精神产品，必须“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就是要求站得高，看得深，头脑清醒，思维灵活，有深厚博约的学术素养。鸣树先生说，所以能写成这本论著，要“归功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思维的指导”。
这本书的重要特色，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书中既讲学理，但又不是抽象的思辨的理论；又讲经验与方法，也不是单纯的实践活动的总结报告。尤其是下篇的实践功能部分，可说是对文学研究活动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具体指导。这一部分正是鸣树先生数十年里文学研究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他在文学研究园地长期耕耘深入感悟与体验的理性升华。作者对文学研究活动的不同阶段和各个环节，从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学术的发现与创新，学术论著的理论框架的建构，论点与材料的结合与运用，研究视角与切入点的选择与描述的展开，全都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展开切实而精当的论析。这就像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刺绣工艺的高级技师，讲述着绣品的创造与出新，指点着面料的选择与各色丝线的搭配，针法的交替运用与技巧，指明如何使绣品色泽绚丽，精致夺目，生动传神，充分展示着金针度人、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在这本被誉为“智慧学的书”中，鸣树先生指明文学研究方法乃是“对文学本身的研究”，“最主要之点是文学本性有层次地全面地展开”。既然文学研究方法理应对文学自身作深层次的探索与考究，所以作者强调文学研究活动中的理论创新与超越，强调研究论著必须精心建构理论框架，在“相互制约层层递进的辩证逻辑”的网络中展开论述，使学术论著富有“内在的逻辑”，就是说“文章必须从内面写出来”。这才会使学术论著的创新见解，丰富内涵与深刻的意蕴，涌动在缜密严谨的论述之中，具有无懈可击的科学性和强大的感染力。
鸣树先生这本书，写得大气磅礴，字里行间“闪现着一种智慧的思想火花”。它把思辨的学理与具体的实践，经验与创新，继承与超越，水乳交融般地结合成有机的整体。蒋孔阳先生评说“全书中形成一个庞大而又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从而条分缕析地揭示出文学研究方法论本身的特点。这就使本书能够成为文学研究活动的导引，学术研究路上的指南。作者自白：这是“寝馈康德、黑格尔有年的结果”；但同时也是他长期独立钻研中国古典文论与诗话所造就的结晶。
当前的学术领域里，同样被腐败的瘟疫所侵袭，清整学风，规范学术道德，提高学术质量，已成为学术界的强烈呼声。所以，凡是决意献身学术，执着于学术研究，在学术峻岭上勇敢攀登的学人们，应该读一读这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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