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约束的日本》
[美]约翰・内森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研究日本的典范，“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及有关风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这当然是一家之言，引发了战后关于日本文化特性的激烈讨论，但也开创了美国学界研究日本的学术传统。《无约束的日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结出的奇葩。本氏所描述的日本是半个世纪前的日本，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热潮交相辉映的50多年来，日本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生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正处于历史的敏感期，一方面，日本的大众文化包括偶像剧、游戏、电影、漫画、饮食在中国的都市掀起波涛汹涌的哈日流，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中日历史与现实的很多关键枝节上频繁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展现着经济大国的傲慢，这种态度却又不时地点燃民族主义的情绪。
在这样一个时刻，认识当下日本的真实面相便显得尤其重要。美国学者约翰・内森的新著《无约束的日本》恰逢其时地翻译到了中国，让中国读者能够通过一个相对冷静和客观的视角近距离地审视日本。《无约束的日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对日本的理解放置到具体的语境里进行，通过对当代日本的家庭、儿童、企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素描和采访，全方位地勾勒出日本的内在特性。这种特性不是空泛的宏大叙事，而是由很多个性化同时在日本社会又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故事”所承载，因此，相对于《菊与刀》试图把捉日本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的要害以应付美国对策研究需要的急切，《无约束的日本》在追寻真相的时候更显得一份难得的从容与淡定。
但这种从容却仅仅属于隔岸观火的美国学者，对于身处困境中的日本人民来说，更多的是被一种无处不在的焦虑感所浸淫，这种焦虑的肇端自然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日本在世人眼里似乎一直是一个善于学习而拙于原创性的民族。30年代，当日本咄咄逼人地向中国腹地进攻时，一个中国学者为了鼓舞国难时期沮丧的国人，就在当时著名的《独立评论》上开导国民说日本是一个学习型而非创造型的民族国家，所以文化传统博大精深的中国最后必胜。其实，近代以来，日本人在成为向欧洲学习的亚洲排头兵的同时，他们也在为自身身份的迷失在暗自伤神和困扰。技术上可以无限制地引进西方的先进成就，但如果文化也完全西方化了，那日本也就不成为日本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在刺激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1970年3月，世界博览会在日本的召开标志着它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但就在这一年的11月25日，日本著名小说家三岛由纪夫以传统仪式切腹自杀，而在此之前的《为文化辩护》一文中，三岛认为日本人的自我只能从日本的文化中发现，而正统文化的唯一源泉在于天皇。
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日本的内在和谐在经济与文化的两极化的拉扯中被撕裂了，一方面是消费主义的兴起与经济帝国的形成，另一方面是战后政治地位的低微与文化传统的迷失，前者自然导致对后者试图进行“历史的矫正”，于是寻求政治地位的重新确立和回归传统文化就成为当代日本新民族主义者的自觉追求，在日本处于被政治遏制的历史情景里，这种“政治企图和文化寻根”被赋予了纯粹的神圣性和充足的正当性。正如作者所分析指出的：“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重新获得纯粹的、未经玷污的日本精神，从而重新获得目标和尊严。强调国家的纯洁和权力，就意味着把天皇理想化为日本民族特性的载体和泉源。民族主义者心目中所想象和奉行的天皇只是一个幻想；包含日本精神的民族传统实际上只是一个幻象，一个给人慰藉的虚构。”而曾经被日本战胜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加增强了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屈辱体验”，民族情感创伤合法地被转换成对历史的掩饰和对现实利益的追逐，所谓一衣带水除了说明中日两国的地理亲和性外，同时也暗示了竞争性关系的不可避免。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指出：离开上帝的人注定是在迷雾中孤独行进的个体，当他急切地前行时他无法穿越眼前的迷雾，但他试图回头寻觅曾经走过的道路时，过去的道路一样地被浓雾遮掩了，最后他只能跌跌撞撞什么也看不见地前进。现在的日本似乎正处于这种迷雾中，如何从这种“现代性的困境”中找到一条脚踏实地的道路，也许并不仅仅是关系到日本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翰・内森的《无约束的日本》给中国读者提供了“第三只眼”的透视角度，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日本，更恰切地对待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