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协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培养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在武汉大学举行。参加此次会议的主要是14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和10所知名院校的文学院（中文系）负责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40余位专家针对当前博士生培养所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
博士生培养不能套用“发展是硬道理”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说,作为工作在一线的高校教师，他比较清楚博士生培养工作的底细，也看到了不少问题。就博士生教育而言，没有相应的条件，简单套用“发展是硬道理”的思维，并不能保证其基本的质量。他在会上集中谈了3个方面的问题：招生问题、博士生教育问题和博士生的论文答辩问题。他认为有的学校为向研究型大学转变，招生太多；有的学校招生与一些实际利益挂钩，这很容易造成教师的职业性疲劳。武汉大学的陆耀东教授也认为应限制博士生招生的数量，否则会影响培养的质量。比如指导论文，一个老师不可能同时对几个方面做深入的研究，没有研究，也就无法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指导。复旦大学的唐金海教授强调要重视招生前的工作，现在按分数录取存在一些弊端，对外语分数要求高则有可能挤掉有很强专业研究能力的学生，所以应当注意对考生考前的了解，看他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论文，了解他的兴趣等等。中山大学的吴定宇教授特别强调了招生中的把关问题：导师给学生写推荐信必须诚实，不能讲师徒情分；他也批评了有的老师以招有地位的在职人员为荣的现象，认为这会把整个学术界的风气搞坏。
在博士生教育问题上，温儒敏教授介绍了北大在开课上的经验：主要强调学生跟老师的接触和阅读。他提倡博士生应有团队精神，不应单纯讲究师传，应当让学生感受不同老师的风格，得到不同老师的栽培。武汉大学的易竹贤教授认为应当采取“研究型”的教育方法，学生在课后提交论文，老师进行点评，同学间进行交流，以提炼出一些新的观点，形成新的成果。湖南师范大学的凌宇教授回忆起他在北大读研期间王瑶先生的“四不主义”，即不讲课、不考试、不鼓励听学术报告、不鼓励发表文章。他认为，“四不主义”的提倡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研究能力，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即学生要有自强精神和较高的素质。如果学生有问题找导师，导师不可以推辞。他还强调导师要对学生进行励志教育，加强他们的学术信心。南京师范大学朱晓进教授认为，博士生的基础知识问题、选题能力问题、学术规范问题等很多都是硕士生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博士生的教育应当从硕士生的素质抓起。研究生学制应该分类，如清华就分学术型的和就业型的研究生，就业型的两年，学术型的3年。
温儒敏教授还特别强调了预答辩的重要性：预答辩一般提前3个月，在论文写到80%时进行，主要是请校内的一些专家对学生的论文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对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和通过很有好处。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教授也肯定了预答辩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对于只有3年学制的博士生教育来说，时间上有点安排不过来。丁帆教授认为论文指导最重要的是选题，导师应当要求学生必须提交所有的研究现状的报告，没有报告，不可以开题。为防止开题报告否决制中出现个别老师因为观点不同而否定开题报告的不公平现象，他提出导师的发言只能作为参考意见。另外，他还倡议实行两人否决制的匿名评审，答辩在网上公开。
博士生质量下降，大家都有责任
与会专家认为，博士生质量下降，大家都有责任。他们特别强调导师要言传身教,在做人方面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中山大学黄修己教授认为，博士生培养的根本问题在于,现在的培养模式违背了或者不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要研究人才成长中的规律，创造没有的条件，发扬已有的条件。以北大陈平原老师为例，他从中山大学硕士到北京大学博士，这中间有一个飞跃，这个飞跃是怎么实现的，到底人才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才能成长，要加以研究。
武汉大学的昌切教授认为，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论文量化现象的根源与理科的管理模式有关系，这是不合理的；他还建议采取国外的论文评审方式，即将论文公开让大家提意见，让那些与论文题目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指导。不过，这些措施的实行还更多需要依赖制度的保障。朱晓进教授提出了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的问题，对此，有专家认为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要积极鼓励,但不能作硬性指标的规定。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光明教授提出了在比较浮躁的环境下怎样发现研究人才的问题。他认为，招生时应努力发现那些对学术衷心热爱，而不仅仅是为了学位的学生，录取条件就是该学生要么学问很扎实，要么非常聪明！他说，这是一个大师越来越少的时代，有时候导师自身也没有信心，对自己的学问是否要传下去产生质疑，所以他也提倡集体培养的模式。他还强调，在教育过程中，导师首先应把学生引入到学术领域里去，讲清这个领域里的问题有哪些，哪些是这个领域的前沿。强调学生要有自己的问题，要有新的材料，或者以新的角度、用新的理论去阐释旧的问题。
东北师范大学的逄增玉教授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现代文学博士生培养中导师的素质，他认为，导师数量控制由严格到宽松给博士生培养带来了问题，因为培养博士需要经验的积淀和承传，导师要有自己的培养模式，这对导师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挑战。采用导师组之后有所改观，但是由于导师各自研究的方向不同，所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对此，他建议经验丰富的博士生导师将自己带博士生过程中的一些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东西（例如史料的掌握、问题意识、学术规范等等）加以整理出版，以方便一些新的博士生导师在工作中参考。其次是规范性和学术个性的矛盾问题。博士生培养，老师可以有自己个性化的培养方式，但是现在，个性化与体制化之间出现了矛盾，这是有待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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