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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画20世纪出版学的体系结构

2005-06-2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出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对出版所谓的研究大都是出版界从业人员的自唱自娱,很少有人把出版作为学问来研究的。张志强也许是一个特殊的学人,从第一本有关出版的《江苏图书印刷史》开始,到创立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他步入出版研究领域至今已有十多年了,要么沉醉“逝去的过去,挖掘历史的经验,为当今出

版工作提供借鉴”,要么涉猎出版的鲜活题材,“试图使中国出版更快地与世界接轨”,志向远大,成果显著,《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出版工作者来说,中国出版是值得骄傲的。中国出版源远流长,煌煌璀璨,她记载着中国漫漫的历史,传承着祖国灿烂辉煌的文明,表达着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而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就有两项与出版密切相关。如果从孔夫子编定六书开始,中国的出版也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了,只不过这种出版只相当现在的编辑,编辑和写书二者是合一的。雕版印刷的出现,使得规模复制成为可能,但这种出版只是小作坊式的,与现代意义上的出版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商务印书馆诞生为标志的现代出版出现后,出版才真正成为产业,用张志强的话就是“图书的数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书籍不再是达官贵人的财富,而成为普通民众学习文化、了解世界的工具”。这也为出版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由此我国的出版学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

出版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对出版性质、范畴、规律的研究和探索,这种研究反过来会指导出版实践,使其规范化,进一步促进出版业的繁荣。而对这种研究的总结和评述往往只能从侧面反映出版业的发展,对出版业并没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外界来看是没有必要做的。目下出版学的基础研究已经少有人问津了,有所顾及的也只是“编辑”们为评职称的应时之作,或者是退休人员的感叹之言,而对研究的研究也一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不知道张志强为何乐意做这种无利可图的事,而且一干就是四年。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才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借用刘杲先生的话就是“回顾走过的路,以利于开拓未来”。面对外界对出版学立学的疑问,面对一个具有悠久出版历史的国家却至今没有把出版学列入博士科目的现状,张志强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投身到构建出版学的行列之中,成为保“学”派的一分子,这本书就是他为“出版学的学术地位”做的“切实的贡献”。

张志强选择了出版学这一别人不太关注的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也许就是他的慧眼所在。《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一书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20世纪中公开发行的出版研究著作或论文为依据,对中国出版研究进行比较、品评,批判得失,把我国20世纪的出版研究划分为上半叶、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之后三个阶段,全面地回顾了中国出版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在作者看来解放前到1979年的出版研究较为零星,尚未形成规模,特别是解放前由于社会的动荡,出版研究未能得到很好的开展,是出版学的起步阶段;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失误使得出版研究未能继续下去,甚至出现了违背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是出版研究的曲折发展阶段。真正的起步是在1979年之后,出版了大量的著作、论文,形成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解放前的出版研究成果,比如作者在考证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认定“出版学”名词是中国现代著名文献学家杨家骆,在其编辑的《图书年鉴》中首先提出的,他还构画了出版学的体系结构,试图建立与“新闻学”相对应的学科。这一结论纠正了以往认为出版学是由日本人首先创造出来的结论。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出版研究也没一味赞扬,而是在充分肯定这一阶段巨大成就的前提下指出了不足,比如出版研究的社会公认度不高,存在“出版管理”等一些薄弱的研究领域等等。

作者在书中介绍、点评了千余本有关出版研究方面的图书,难能可贵的是引用的图书大多是其在日积月累中的藏书,使其立论的依据都是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并不是从研究到研究地引用别人成果。为一本书去收集千余本书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浏览浏览,重要的著作还要说上一两句话,作者在后记中自喜道:“我的出版研究方面的专业图书收藏量已经超过了学校图书馆”,可见其准备工作的到位。

作为一个学科,基础是要用心去构建的,一个没有基础研究的领域是没有根基的,是出不了大家的,出版学也是如此。也许正是有像张志强这样挚著的学人,用如此恒久的韧劲,成就了一个个聪明人不愿意或者不屑做的事业,才使我们的学术成果变得如此的灿烂,才使得我们社会越来越进步。

(《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张志强著,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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