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钱锺书的作品很早,回想我尚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的时候,某日放学回家,一位同学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书,打开一看,是钱锺书写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囫囹吞枣,很快把它读完。现在想起来，在当时我未必能够懂得欣赏作者的睿智与文采。譬如该书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就是一篇趣味隽永、意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去美国读书,某日在纽约华埠友方书店看到一册香港盗印的钱著《写在人生边上》,如见故人,很是高兴,就买了下来。后来也陆续看到钱著的其他盗印本,如《人・兽・鬼》、《围城》及《谈艺录》等,也一本一本地买来细读,对钱锺书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万万没有想到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美国访问,我在纽约拜见了这位心仪已久的江南才子――钱锺书先生。确切的时间为1979年4月23日下午二时,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恳德堂 kentHall 四楼会议室。在夏志清先生为他安排的座谈会上,我就坐在钱先生对面。这个座谈会是很精彩的。钱先生讲得一口流利而带有英国腔的英语。事前没有准备 也无从准备 ,可是他口才很好,有问必答,绝无冷场,妙语如珠。正如夏先生事后对人说 “钱锺书表演了两小时,满堂热烈鼓掌。”那年钱先生游美在东西两岸学术界风靡一时。钱先生在《论文人》 收入《写在人生边上》 一文中说“卡莱尔在英雄崇拜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现在钱锺书在我们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观。
钱先生游美返内地后,我们经常通信,我屡获钱先生赠书,后来几乎成了“钱迷”。那时我就有给他写一本传记的念头，可是没跟他提起,倒是我常常对朋友说：“我要为钱锺书立传”,这话已说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动笔。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来变化很大,钱锺书从一个被冷落的人而变成“印第安人” 红人 ――一个热门人物。他的作品如《围城》等书不仅在内地再版,且在台湾出版,有关钱锺书的书充斥坊间。过去二十年我读遍了海内外所有有关钱锺书的著作――从胡定邦及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博士论文到内地出版的张文江和孔庆茂的《钱锺书传》,以及最近Ronald Egan的英译《管锥编》。我深深觉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论文太偏重于学术研究,而内地出版的书难免脱不了框框,有框框就有忌讳,就不能畅所欲言。胡适说得好 “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了,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
钱锺书晚年缠绵病榻,于1998年年底在北京仙逝。故人凋零不胜悲怀,更使我追念这位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为了实践20年前许下的私愿,我决心为钱先生写一部“可靠的生动的传记”。埃里蓬 Didier Eribon 为福柯 MichelFoucault 作传时一开头就说 “写福柯传是不好写的。”因福柯是一思想家,且著作等身。写钱锺书传也一样不好下笔。钱锺书出版的书照西洋标准不算多,算不上“著作等身”,但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敏锐,尤好讽世,所以有些话虽然他说得平淡无奇,但却发人深省。即使他写的散文随笔,也都是隽永意纵,涉笔成趣,差不多每一则都是好文章,且有至理存焉。所以钱锺书传不是那么好写的。
写钱锺书传的另一困难处是,钱先生从不谈他自己。像福克纳 WillamFaulkner 一样,为了保护他的privacy 私人生活 ,关于他自己,守口如瓶。他没有像他父亲钱基博一样有自传留下来,也没有像胡适一样有《四十自述》及《口述自传》,故除了其夫人杨绛女士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外,要找钱氏早年的传记资料很困难。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名相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1804一1881 叫人多读历史,少读传记。他说传记大多虚实参半――不是夸大,就是失实 过犹不及 。迪斯雷利所言,或许稍微偏颇,但可作为传记作者 biographer 的一个警戒。所以我写这部传记是本着两个原则 取材严谨,行文简洁。文中所述均有根据,然既非学术论文,就不一一注明来历,因此注解不求多,能省略者则省略之。大体上这部传记,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
虽然这部传记不是讨论钱锺书创作或学术成就的专著,但钱锺书是一位学者,一位作家,所以不可能在论述钱锺书生平时不讨论钱氏作品及学术成就;这部算是哲理性的传记,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每当我细读钱氏生平及其著作时常有几个问题系在我心头。钱锺书像伏尔泰 Voltaire 一样,留下一部为人传诵的小说 《围城》 ,他是否愿后世以小说家称之 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锥编》,但他是否以此为满足 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发挥 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环境里,钱锺书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钱锺书 他是一个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呢,还是一个伏尔泰 这些问题是我关心的,将在这部传记里尝试提出答案。
（《一代才子钱锺书》，汤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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