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还需要读诗吗？

编者按：不管承认与否，我们都应该看到，诗歌，在当下社会越来越边缘化，它发出的声音微弱得几不可闻。这可能与当代新诗越来越陷入小圈子的吟唱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资本主义伦理的不断扩张，我们当下的生活越来越物质化，人生完全成了一场数字的追逐，一种完全功利化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人”在人生

当代社会还需要诗歌吗？现在的孩子们还需要读诗吗？当代教育体系还需要诗歌的精神吗？这正是本版试图探讨的问题。

学者眼光

呼唤“诗教传统”归来■钱理群

诗教“不仅适合儿童的天性”，而且在保护与开启、培育儿童的自由想象力方面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儿童心灵自由的保护与培育，是“生命中最伟大的事件”，这不仅对于儿童生命个体的终身发展，而且对于民族精神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年，我接触了一批有想法有追求，并且深受学生欢迎的中学“名师”，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重视诗歌教育，并且都有具体的实践，或编选诗歌读本，或在学生中开设诗歌讲座，组织诗社，而且有理论的思考与阐述。

例如，东莞中学的马小平老师连续为学生开设诗歌讲座，并且这样提出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诗歌？”他“寻找”了三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为了一种诗意的生活。”他解释说：“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首先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充满丑陋和污浊的世界里，但这绝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每个人还拥有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是一个诗意的世界”。接着马老师对此作了这样的发挥：“所谓诗意的生活，就是避免情感的沙化，让我们的心灵不再那么粗糙，情感变得细腻，精神变得丰富”，“在诗意的生活中，人就更能成其为人，灵魂就可以更清澈。抵达诗意的生活的捷径，就是阅读诗歌”。

“第二个理由，诗歌能够使我们获得对世界的最好的理解。”“第三个理由，诗歌是教育，而且是最好的教育，它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为诗歌是诗人灵魂的产物，灵魂的交谈方式是最能抵达根本的交谈方式”。但马老师又说了一句话：“但是，事实上，在语文教学中，诗歌的教学还是最难的。走进诗歌，理解诗歌，始终是困难的”。（以上引文见马小平：《走近诗歌》，文收《追寻意义――一个中学教师思考和言说的个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这其实是所有有理想有追求的语文老师所必须面对的现实。珠海一中的曾宏燕老师这样写道：

“我曾经就是被这样的现实困惑着：正值诗意年龄的中学生却并不热爱诗歌，正应在诗歌的世界里享受浪漫和激情的中学生却不再有诗意的情怀。诗歌，在中学生的现实生活中，只是作为一种应试的面目出现，那种非生命形态，是肢解后的残句片语，接受着一种指令性的观赏。诗歌的生命在这样的状态下，没有了跳动的脉搏，没有了激情的血液，没有了朗朗的歌喉。而我们的学生面对诗歌如此的状态，用解剖的目光去冷冷地进行所谓的分析，而诗歌就已不再是诗歌，而诗歌本应给予人的教化，给予人的激情，给予人的想象也不复存在！”可贵的是，曾老师不仅有忧虑，也有行动：她在学生中组织了一个诗社。正如她后来的总结中所说：“在三年的生活里，学生由对诗歌不以为然到热爱诗歌，并且还学会了写一些小诗。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由不喜欢到喜欢，那是年轻的心学会感受学会感悟进而展开想象的翅膀而达到的一个了不起的飞跃。当世界在他们眼里变得多彩，当心灵在他们的感受中变得丰富，也就是说，当他们看到了那诗意的‘微笑’，那么他们所产生的变化就不仅仅是对诗歌的热爱，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对世界的热爱，更有那展开羽翼的思想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事实上，进行类似实验的，还有好多老师。每每读到这样的文章，看到这样的事例，我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当下中国，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好老师，在默默地做着一件多么美好、又多么不合时宜的事情：让诗走进孩子的心灵。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将这些尝试理想化：这毕竟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一个挣扎。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一向对当前诗歌命运表示热切的关注。其实我自己的成长就与诗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学时代也是诗迷：读诗，写诗，并且幻想成为一个诗人，这也是我读前述中学老师的文章，能够引起共鸣的一个内在原因；但以后一旦明白自己不是写诗的料，爱诗而不懂诗，就不再谈诗，但却仍站在一旁默默地关注着诗，甚至为诗发展到今天圈子越来越小而暗自担心。在我的同行中，北大的洪子诚等先生已经通过自己的研究（如《中国当代新诗史》），展示了当前诗歌创作的基本状况和境遇。而当我发现了中小学教育中诗歌教育这样一大块有待开发的天地时，不时地产生当一回“桥梁”的想法，即是将大学学院里的诗歌研究者、写作者与中学里有着读诗、写诗欲求的老师、学生沟通，或许可以在中小学的诗歌教育里找到诗歌走出小圈子的一个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期待和有意识的阅读中，一篇《诗教与儿童精神生活的自由》（作者：李咏吟，浙江大学教授）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提出：“过去我们有《千家诗》等许多诗教读本，今天我们应该有新的诗教读本，不能有所偏向，而应该让学生全面地理解诗歌，古今中外的新诗与旧诗都应考虑在内”。这正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看来不仅是教育界，而且学术界也在关注诗教问题，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巧合吧。

文章指出，不仅是中国，世界许多民族，特别是希腊、印度这样的古老民族，都有一个“诗教”传统。这是因为在儿童时期进行诗教有两个作用，一是“有助于儿童建立个人与古典文明或民族思想文化价值传统之间的亲和联系”，二是“有助于激活人类本源的精神自由与想像力”。而对儿童进行诗教的必要与可能，又源自“诗与童心的内在契合”，即“诗教一方面符合儿童精神好奇心理，另一方面又能刺激儿童的自由想像力”。“人天生即具有歌唱的本能，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人天生具有模仿的本能’。这种天生的本领一方面是由于人的五官感觉在自然生活实践中能不断得到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具有感通和模仿的本能，所以，在声音与节奏，韵律与情感之间，儿童天生地即与诗有一种最亲密的联系”。“在儿童的身心发展过程中，那种天才的自由想像力以一种成人无法控制的自由方式发生和发展着”，而诗正是与自由想像力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诗的创造是“植根于这种原初的天才的想像力和本质性的儿童精神生活中”的，因此，诗教“不仅适合儿童的天性”，而且在保护与开启、培育儿童的自由想像力方面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而在作者看来，儿童心灵自由的保护与培育，是“生命中最伟大的事件”，这不仅对于儿童生命个体的终生发展，而且对于民族精神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想到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一篇影响很大的演讲：《儿童的文学》。我在很多地方都引述过这篇文章；这回重读，又有了新的体会。周作人说，他讲的“儿童的文学”其实是“小学校里的文学（教育）”。他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与观点：“儿童生活上何以有文学的需要？这个问题，只要看文学的起源的情形，便可以明白。儿童哪里有自己的文学？这个问题只要看原始社会的文学的情形，便可以明白。照进化说讲来，人类个体的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儿童学上的许多事项，可以借了人类学上的事项来说明。文学的起源，本由于原人的对于自然的畏惧与好奇，凭了想象，构成一种感情思想，借了言语行动表现出来，总称是歌舞，分起来是歌、赋与戏曲小说。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

周作人还认为，“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三种作用：①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②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③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于教材选择与教授方法上，加以注意”。所以他在《儿童的文学》的结尾提出：“我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编成几部书，供家庭学校使用，一面又编成儿童用的小册，用了优美的装帧，刊印出去，于儿童教育当有许多的功效。”――这，几乎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工作了。

我曾经说过，自己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与介入，是出于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个自觉的继承，因而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分内之事――这或许也是对有人认为我不务正业的一个辩解吧。“不务正业”又有什么关系？让我们都来尽一份力吧。

此类读物还会受到学生追捧吗？

如何在教育体制的设计中把诗歌教育切实地规划进去，是全世界教育界共同面临的问题。物质主义的世界观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它在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扩张的时期。如果我们的教育对这样一种危险的趋势熟视无睹，甚至进一步煽动这种趋势，让教育体制成为它传播的温床，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有十三亿的人口，而我们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数，生存竞争比世界其他地方将会更加残酷。那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将成为生存斗争的残酷的角斗场，一切生存的诗意将荡然无存。

出版人态度

越来越物质化的今天　我们还需要诗歌吗？■西渡

人生存在两种不同的状态：一个是现实的、功利的状态，还有一个是超越的、审美的状态。前者是每个人维持和延续自身生存的基础，后者则是提升这一生存，把它升华为人性存在的前提。这两个维度的和谐结合是人生幸福的保证。在物质文明欠发达的传统社会，正是后者赋予了人类艰难的生存以丰富的诗意。而这种诗意的审美意识的丰富和扩展，正是人类所取得的最基本、最深刻的文明成果之一。如何继承这一文明成果，以之丰富和完善我们的人生，是现代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伦理的不断扩张，人类生存的维度也越来越趋向单一。人生完全成了一场数字的追逐，更多、更快、更高的“奥林匹克”精神从体育赛场扩展到了人生的各个领域。诗歌教育在正规的教育体制设计中所遭遇的冷漠和忽视正是上述潮流的一个反映。教育制度的设计者们也许认为以一种完全功利化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人”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将更有力量，人们的生活将因此变得更有“效率”。单向度的、标准化的“人”就这样从现代教育的生产流水线上被批量制造出来了。电视、报纸、杂志上的广告连篇累牍地向我们讲述着那些成功者的故事，对金钱、美女、名车、豪宅的占有是这些成功人士的基本特征，而他们的脸蛋是标准化的、毫无个性的，他们的精神则是以“无”作为特征的。事实是，在不断膨胀的数字的烟幕下，我们的生命被偷偷地、残忍地榨干了。

在面对人生的实际问题时，完全功利化的现代人是否更有力量？我以为是很可怀疑的。表面上看，放弃了对没有实际效用的“精神生活”的追求，把全部的力量集中在实际的目标上，至少可以使我们在占有物质资源的竞争中占据比较有利的位置。但是，一个放弃了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实际上可能是最为脆弱的。任何这一竞争中的挫折都会导致他的精神彻底崩溃和瓦解。这可能就是精神疾患在现代人中如此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起我们的祖先来，我们可能占有更多的物质，但是他们却比我们拥有更多的快乐，更有价值的生活。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赋予他们的生活以诗意的能力，所以他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可能是简陋的甚至是艰难的，但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生活却是丰富的。现代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这样一种诗化生活的能力，所以也就只好忍受精神的贫乏。对数字的无限制的狂热追求，还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一方面，某些个人对资源的超量占有，将剥夺另外一些人满足基本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前代人对资源的超量占有还将剥夺后代的基本生存条件。显然，按照这样的数字增长模式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将没有任何发展前途。

而要扭转这样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也许诗歌可以发挥它特殊的作用。因为诗歌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这种数字化的价值观是正是恰恰相反的。诗歌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倡导放弃的力量。它提醒我们，物质并不是幸福的唯一源泉，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源泉。放弃物质方面的某些不适当的要求，我们也许将过上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这个道理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人类社会都是值得记取的。所以，墨西哥诗人帕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认真地劝美国总统要“读一点诗”。我想这不是帕斯作为诗人的浪漫，其目的肯定也不单纯是为了文学，因为美国总统读不读诗，并不会增加或减少诗歌的光荣。我想帕斯考虑的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正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倡导者和传播者，也是世界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和消费者，如果美国总统能够倾听来自诗歌女神的警告，对物质主义价值观保持某种警惕，从而让诗歌所倡导的“放弃”精神在他的执政规划中占有一个适当的位置，那无疑将是全世界的福音。帕斯对美国总统的劝告中可以说大有深意存焉。

要想让这样一种诗歌的精神在多数人的意识中占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必须在教育体制的设计中把诗歌教育切实地规划进去。这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这也是全世界教育界共同面临的问题。物质主义的世界观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它在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扩张的时期。如果我们的教育对这样一种危险的趋势熟视无睹，甚至进一步煽动这种趋势，让教育体制成为它传播的温床，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有十三亿的人口，而我们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数，生存竞争比世界其他地方将会更加残酷。那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将成为生存斗争的残酷的角斗场，一切生存的诗意将荡然无存。

可是，倡言制度化的诗歌教育只是一个方面，从更广泛的诗歌教育来说，还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比如诗歌读物的编纂、出版和传播。本来，出版优秀的诗歌读物，让读者感悟诗歌的智慧，从而让诗歌精神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已有的价值观，是有良知的出版者值得尝试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悲的是，我们多数的出版者也感染了上述功利化的价值观，视诗歌为毒药。放眼观之，每年出版的优秀诗歌读物屈指可数。一些所谓诗歌读物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在诗歌的包装下藏的还是“经济效益”。中国计划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经典阅读书系”（包括《名家读古诗》、《名家读唐诗》、《名家读唐宋词》、《名家读宋元明清诗》、《名家读新诗》、《名家读外国诗》等八种），就是想在诗歌出版方面尽一份绵薄之力。作为编者，我的想法是通过这套书，集中展示中外诗歌经典名作和名家对它们细致解读的风采，让读者逐步进入诗歌的殿堂，感受诗歌博大深沉的智慧，从而领受诗意的光辉，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一份生命的亮色。

我相信，在人生的舞台上，读诗的人将比那些不读诗的人更有力量，也更有能力过一种美好的、有意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