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小说家对战争的重读。这个让我们饶有兴趣地去讨论的话题，是由高光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北方图腾》引起的。这是一部在当下正成为热点的抗日小说，一部描述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关东军在长白山的林海雪原生死较量的小说。和许多同类甚至同题材的小说一样，这部小说写了名声遐迩的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和赵一曼在茫茫雪原所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守和进击，但它却把这群英雄主义的群像推在一个庞大的背景之中。小说以强大的日军警署署长岸谷隆一郎中将和特务班头目长岛久治中佐的阴鸷、奸诈、疯狂和残忍作为叙事重心，而弱小的抗联将士只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存在压迫在他们心里，让他们挥之不去，赶之不开。随着日本关东军围剿抗联将士的节节胜利，那个庞大的存在却越来越坚实，越来越沉重，一步步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在通过粘稠的叙述语言传达出来的那些粘稠的现实与心灵的搏斗中，作家对那场战争和战争中的人的独特判断便凸显出来了：敌对双方在战争中的军事较量，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较量，一种民族精神的较量。它决定着战争参与者的心态，也最终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尽管侵略者依据强大的武力有时可以占得上风，成为一片土地的暂时统治者，但他们在获得的时候其实也在大面积丧失。因为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凭借暴力而被摧毁和消灭的，暂时的失败意味着假以时日又将东山再起，这是岸谷隆一郎这些浸透着日本文化和传统精神的日本军人最不愿看到的。《北方图腾》正是凭着对日本军人的战争心态及文化心理的独特描述，从而使自己显得别开生面和新颖独到。在作家看来，站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顾那场战争，日本人在中国的最惨重的失败，其实不在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战争的道德准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战争创伤，而在于他们在精神上的崩溃，在人格上的被严重扭曲。而这种结果，恰恰是中日文化和精神传统在战争中的此消彼长造成的。
正是这样，张扬以长白山狩猎部族的文化为代表的中华精神图腾，可以说是在这部战争小说中深藏的内核。如今连孩子们都知道，中日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以日军的野蛮入侵，导致中国大片领土沦陷，从而激起中国的广大民众奋起抵抗的战争。占领者之所以一时能得逞，其武士道的文化和精神，同样也作为一种图腾，给了他们苦苦支撑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虽然这种文化和精神传统是蒙昧而非人道的。你看那个凶恶的长岛久治中佐不断地向中国女学生，向中国农民，向日军军官细致地表演他的切腹过程，那种精神的虚幻皈依和文化的茫然寻觅，是这样的苍白，这样的空洞，这样的色厉内荏。这种不断地将血腥和痛苦自我分解的过程，正是日本军人在战争的熬煎下不断分裂性格、强壮精神的表现。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毕竟有着源远流长的依存关系，那个曾经身为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的岸谷隆一郎中将，就试图从更深地把握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根本区别上，找到一条战胜中国军民的道路。他这样做，自然要比长岛久治中佐这样的战争狂徒技高一筹。但文化与文化差别兴许可以被隐约找到，而精神与精神的相互取代和互换，是谁也无能为力的。因而岸谷隆一郎根本无法从中国文字的那种特立独行的坚定个性中走出去，同时也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文化独立与精神依托。所以，他对日本帝国的孝忠最终万变不离其宗地显露出日本军人在精神上的拮据与文化上的迷失。
许多日本人为什么至今不愿提起六十年前发生的这场战争，就像一个伤者不愿重揭伤疤？在我们看来，他们一是怕伤口疼痛；二是怕自身形象丑陋；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不敢审视自己荒凉和阴暗的内心世界。于是掩饰便成为一种顽固的习惯。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六十年后重读这场战争时，就应该剥茧抽丝，鞭辟入里，以崭新的精神判断，乃至崭新的战争哲学去剖析这场战争。我之所以欣赏《北方图腾》，正是因为它在这个方面做出了自己难能可贵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