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文化名人多如过江之鲫，我来京已近二十载，但与他们殊少一面之雅。平时在学校里教书，搞搞研究，写写文章，基本上是跑单帮式的。认识舒芜先生是寥寥无几的例外之一。
知道舒芜是在上本科学习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上个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化界有个著名的关于“主观”和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
于是我就骑车去皂君庙社科院宿舍去拜访他。那时我住在动物园附近的文兴街，彼此的住处相距不远。他居四室一厅，书房兼会客室，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一边墙上贴着程千帆先生于乙丑年写的隶书室名“碧空楼”，另一边挂着我的乡贤台静农先生解放前赠他的条幅，内容是陈大樽的一首七律。墙壁和陈设都有一种陈旧之感，显然是因为缺少女主人勤加拂拭的结果。谈话的内容记不清了。时间是199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
到了那年的年末，我给他寄过一张贺年片。他回了一封短信，说：“我多年不买贺年片，只能以素笺还祝，愿您在新的一年中，百事如意。这样有些失礼，至希见谅。”
1992年初我在报上发表一篇因为周作人研究与别人打笔墨官司的文章，他读到后写来一信。不久我再次登门造访，记得这次他谈了中苏知识分子的命运，回忆了他的《论主观》发表前后的情况和在50年代的一些经历。从这以后，我和他的交往多了起来，每年总要过去几次，通上几回信。
舒芜先生待人总是客客气气。到他家，尽管已经声明过不用倒水，他也会在你面前的茶几上放一盏清茶。写信的时候，总是称“兄”，称“您”，信封上写某某“老师”收，有时风趣一下，把“老师”替换成“教授”。不过，有时也能从他不经意的对人对事的评论中感觉出严厉来。舒芜先生虽有些气喘，听力不太好，但很健谈。我们所谈的范围很广，历史事件，文坛今昔，当下的社会、政治问题等等，都是谈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都是一个听众。我有话直说，他也不以为忤。
我们的话题自然以周作人为中心。舒芜先生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连载四、五万字的长文《周作人概观》，走进当时还冷冷清清、畏葸不前的周作人研究中去。我觉得，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特别得益于两人，一个是钱理群先生，凭他的思想文章，站出来肯定周作人，大概没有人会说是抬弟贬兄；再一个就是舒芜先生，因为博古通今，他的评价更容易受到别人的重视。我曾问他：“您年青时写过哲学文章，解放后从事了长时间的古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又致力于周作人研究，您自己最看重哪一方面？”他答是“二周”研究。我理解，鲁迅的文章涵养了他的精神，磨砺出了他看世界、看人生、看历史和文化的眼光，而主要的学术成就还在于周作人方面。他少时就喜读“二周”，到了90年代，仍在文章中写道：“回顾平生，一贯深嗜笃好的，仍首推二周之书。”（《小书柜―――我的精神摇篮》）“二周”并举，却不非此即彼，这显示出一种成熟、稳健的文化人格。我觉得，在舒芜的周作人研究文章中可以见出两个最值得称道的特质：其一，与同时期的研究者相比，更充分地估价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上的贡献，在不讳言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旗帜鲜明地追寻他身上的正面价值；其二，立论大胆、新颖，富有启发性、开创性。如相当多的人鄙薄知堂后期文章，指为才尽，指为脱离现实，指为写不出作品只好大抄古书，他不同意，他的《周作人概观》是新时期最早对知堂后期散文予以高度评价的文章。又如他还较早肯定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身份和价值。这些地方也许在文章中并不据有显著的位置，读者的眼光也很容易滑过，但一经确立，必然会导致周作人研究格局重大调整。只要想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周作人的历史贡献，探讨他身上的正面价值，几年前还被别人骂为“屎里觅道，臀上贴金”，就不难想见当时做出这样的论断需要怎样的胆识。
舒芜先生不同于那些故作偏锋文章者。知堂曾评傅山的文章思想之辣云：“其辣处实实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与后世只是口头会说恶辣话的人不同。”（《关于傅青主》）舒芜先生的大胆新颖之论也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才没有流于虚夸和浅薄，经得起考验。黄苗子先生为他题《天问楼图》的《浣溪沙》末句云：“阴符无效作迂儒”，舒芜很感谢老友的知音。“阴符”指的是这位桐城派文家的后人年青时的哲学论文，那时他的兴趣在于哲学，但并非纯粹思辨的抽象哲学，而是与现实人生息息相关的哲学问题，有志于成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业。“作迂儒”指的是他解放后从事与现实关系不大的古代文学研究。到新时期，他告别了一直兴趣不大的古代文学，致力于周作人研究。虽然仍免不了“作迂儒”的路子，但毕竟拉近了与现实的关系。他尊重别人为学问而学问的选择，而自己不想这样做。他自称：“读书不忘现实，读书的兴趣反映了对现实的兴趣。”（《〈书与现实〉题记》）这种关心现实的精神是贯穿他一生的。尤其是作为其一生学问集大成者的周作人研究，这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国知识分子，带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关心现实人生的情怀，对新文学、新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所进行的思考。正因为他一开始就志存高远，没有泥执于一种专门的学问，所以他的周作人研究才能做到境界阔宽。而他一生的经历、学养和追求又积淀成内涵，为他的周作人研究赢得了厚重的思想品格。通过接触，我加深了对他的文章、思想的理解。
舒芜先生是1922年生人，退休以后，他却进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90年代以来，他出版了一本周作人研究专著，几本随笔，数种文集，其中有七大厚本的《舒芜集》。他的文章像他的谈话一样，视野开阔，感觉锐敏，思想通达，毫无迟暮之气。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对新事物和新知识的强烈兴趣。1989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七卷本的普鲁斯特巨著《追忆逝水年华》，我在书店里与它频频照面，但都没有下定决心买下。在舒芜先生的书架上看到了这部书，很快我也把它请上了我的书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翁都对它如此青睐，那么我就没有理由对它视同陌路了。记不清是1999年还是2000年，舒芜先生买了一台电脑。他是用智能ABC输入的，一次到碧空楼，他还不清楚如何造词。很快他便运用自如，可以在网上漫游了。好几次登门拜访，他都刚刚从卧室里的电脑前走出来。有一阵子他的e mail都用了很漂亮的信纸。现在隔三差五就会收到他转发过来的文章。舒芜先生该是中国最年长的网虫之一了。他的身体并不好，常常不能多看书，多写作，但看得出来，他总在尽力地拆除由于生命的局限所造成的阻碍。我明白，正是这不断流来的源头活水与他丰厚的人生积淀的结合，造就了他晚年的辉煌。
有一年，我告诉舒芜先生准备考博士，他来信说：“目前纷纷‘下海’之际，您还选定这条路，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是觉得足慰寂寥的。”现在我已走在这条路上了，我想无论何时，舒芜先生的存在对我都是一种激励。特别是看到别人退休后无所事事下棋弄鸟，或者退守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时候，我便常想到舒芜先生；在他那里，一个人有限的生命被延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