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哀乐中年，可为什么哀却总是多于乐
最让人无法面对的是，亲友一个一个地走，痛苦一次一次地袭来，我简直无法承受。他们弃我而去，只留下无法言说的凄凉。文超不是第一个，但是他的去世对于我来说，精神所遭受的打击，几乎是最深重的。心里多年的钝痛被突然撕裂，巨大的悲伤像洪水一样涌来，我的理智崩
他怎么会走呢？一个这样好的人！
初识文超的时候，我们还都是青年，刚过而立不久。而且在此之前，我们就都彼此知道。既是由于同属一个师门，都有幸随谢冕先生读书，也是由于在见到之前就已经读过彼此的文章，了解各自的思想与学术活动。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1988年。他在北大读博士学位，担任研究生会的学术或者宣传部长。邀我为研究生会办的讲座讲课，打了的到和平里的寓所来接我。一路上我们谈得很投机，知道不仅同学而且同年。因为我出生的月份要早，他便以师姐相称。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底，只是我不好意思在学术上居长，他所达到的成就大大地高于我。而且我们在思想和学术上的默契，也超过了手足之情。那一次他谈到自己经历时说，你看，我总是赶末班车，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我们相会的机会极少，偶尔通一次电话也大都是事务性的。他对于同学朋友的热忱是诚挚的，就是在病痛的时候，也会全力以赴地帮助别人。就在他去世的前半个月，还发来电子邮件，嘱咐我多多保重不要牵挂别人。
在我们不多的几次聚会中，他都是笑呵呵地倾听，很少说话也很少激动，有着平和超然的气度。但是他内心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爱却是炽热的，自始至终都坚守着平民的立场，贯穿在他所有的学术与社会活动中。我和他谈得最多的一次，是2003年相遇在绍兴鲁迅文学奖的颁奖活动中。我们一起去寻访社戏的演出，一起参观秋瑾的故居，一起游览沈园和兰亭。
我们从政治谈到文学，从家庭谈到人生。有一夜，我们坐在广场上聊至黎明。我劝他不要工作得太辛苦，他说看书写作可以转移注意力，如果整天想着自己的病反而不好。为了避免使老人们难过，他不让父母到家中来。听了他的这些话，我心里的感受是凄楚的。如今，他走了，无尽的遗愿都化入山河大地。直到前几天，一位师兄讲起他的身世，才知道他出生在鄂西一个贫寒农家。他要经过多少艰苦的奋斗，才能达到今天的学术高度 可是他从来不诉苦，也没有狭隘的激愤。他用智慧和爱拥抱这个世界，灵魂早已经超越了现世的所有苦难。
西谚说离上帝近的人走的就早，我相信。中国人认为优秀的人是属于天的，我也相信。人不能太优秀，也不能太完美，人不妒天也要妒。文超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老天爷把他收走了。写下这些，为了释然。呜呼！高贵的灵魂属于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