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化的世界里，习惯总是把“农村”和“乡村”等同。费孝通先生使用“乡土”一词（如称乡土中国、乡土社会）。乡村社会学家杨懋春则将“乡村社会”与“农村社会”等同起来。自近代工业化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农村”概念带有较重的产业特色，“乡村”概念则具有更宽的兼容性，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标志
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在学科的视野里是一个不断回归的过程，回归是指这一学科在研究的方向上虽一度创立了自己的学科规范和体系，但在不断的演化中却在无意识中走向了它的原初状态，对这种原初状态的探源，便是这一学科发展趋势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探源的目的是重新从社会学科的大背景中界定自己的交叉性和广泛性的特征。传播学的源头带着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气息，传媒业的经济化趋势和全球化趋势使得学科的核心不断倾斜，于是学者对该学科的转向问题和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组织中的本土化问题在很不情愿的心理状态下进行着非系统化、非理论意义上的思考。我们便也同样在自己的国度听到了学者从不同角度发出的同样的忧虑：传播学在中国如何实现本土化？或者说，如何构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视野下的传播学？
中国的乡村形态和乡村类型在社会结构50余年的变迁中，曾被遗忘了，如今成为了不同学科伸展触角的场地。以乡村为引子，我们拥有了各种各样的学科边缘化研究和新的学科产生的起点；我们拥有正在蓬勃中的中国乡村社会学研究、正在上升中的农村发展管理学研究等，关于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心和前沿性的报告日益增多，甚至关于“新”乡土中国的话题也把我们引向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之路上来。传播的概念在这里没有被遗忘，遗憾的是，只是进入了日常的话语习惯中。所谓的日常的话语习惯便是在这个概念不同的群体和组织中使用率不断上升。当“三农”问题的话题日益延展的时候，幻化的很多词语和行为把传播的各种含义便忘却了。忘却不是一种忽视，而是一种无语界定的情境的重现。在这种无语界定的情景中我们提出建立中国式的乡村传播学的思路来，便是传播学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中国式的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将以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发展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以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传播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城乡传播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系统的剖析和阐释，综合出乡村传播学在我国的规律和特点，并将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及其相关学科影响研究贯串其中。
中国式的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将以问题为向导，以开放的、动态的乡村传播系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外围的传播活动和行为为核心，构建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基本研究问题体系；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特征的转型性和模糊性，始终以开放和动态为根基，提供的是一种对乡村传播系统的研究思路。
中国式的乡村传播学研究将由乡村传播的内容分析研究、传者研究、受众研究、渠道研究、模式研究和效果研究构成，并附注以相应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式乡村传播学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可能存在问题的解构也将在这里得到足够的关注。
在传播学范围里对乡村社会传播系统的研究，首先要从中国乡村社会的特征和中国乡村的类型出发：内容分析采用从所构成内容的类别出发来进行分析，而不是采用传播学对内容的惯常研究法，这种类化的内容分析可以避免大而无当的问题；传者研究和受众研究则采用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划分，因为在中国当代乡村社会中组织和人际传播对信息交流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大众传播的研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乡村社会构成的不同特征来；乡村传播的渠道研究从综述的角度，将渠道的种类、性质和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加以描述，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它与传播学的渠道研究加以区别；乡村传播的传播模式研究将通过现有的对乡村社会的实证研究，总结不同的传播模式的来源和可能的适用范围，模式的转化性和变革性在这里会得到格外的关注；乡村传播的效果研究主要是从不同的组织机体和群体视角出发，通过案例分析，提出效果发生和有效的可能性的结论或推断。对于乡村传播学的效果研究关键是要分析效果发生的层面、程度，以及对效果的预测和影响因素的判断和解读；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将从中国乡村社会特征的动态性出发，分析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在哪种范围和哪种情况下适用，并剥离出它的方法论体系的特色来；在乡村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中，将呈现出在中国大的乡村社会背景下，各个学科交互发展并互相补充的关系，乡村传播学的社会化的过程在这里会有明晰的解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框架中，解构传播学和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本身在本土化中的偏差和可能性的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