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禁烟一个高尚的理由，会有更多的烟民能从戒烟中得到道德享受，而不是肉体痛苦。我们不妨把“吸烟有害健康”的口号更改为“戒烟有益公众”，让禁烟的道德逻辑彰显出来，给不怕死的瘾君子们一个崇高的选择。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整个欧洲大陆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自16世纪航海家们把烟草种子带回欧洲并传播到全世界以来，禁烟问题也许第一次如此全球化。不过，翻开历史，比此番更为严厉的禁烟浪潮在各个国家并不鲜见。1602年伦敦大主教病逝，人们认为是吸烟所致，英王詹姆士一世诅咒“吸烟是一种不良嗜好，它伤目刺鼻，害脑戕肺，如同阴曹地府入口处的黑烟坑”。随后，英国政府制定了禁烟法，对吸烟、售烟者加以刑罚，把烟草关税增加40倍。一群群“吸烟犯”被押赴刑场处死，伦敦最大的几家烟草机构被砸烂，乡村的烟田被骑兵纵马摧毁。1634年，俄国规定吸烟者要遭受鞭打，嗅烟者割鼻，屡教不改者流放西伯利亚或者处死。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696年，沙皇彼得一世出游英国，学会了吞云吐雾，回国后不仅取消了禁烟令，而且鼓励自己的臣民吸烟。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香烟以一种异端入侵者的姿态侵蚀着欧洲社会，慢慢也就成为司空见惯的东西，不再具有任何宗教或是文化的象征意义了。最早的禁烟逻辑是对异端习惯性的封杀，很残酷，也很前现代。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对流行病的追踪研究有了不少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材料积累，人们发现很多流行病―――尤其是肺癌等绝症，跟抽烟的习惯密不可分。大众媒体与专业媒体都展开了对烟草的抨击，1924年美国《读者文摘》“烟草对人体有害吗？”一文引人注目，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也于1927年正式提出吸烟可能是肺癌最主要的诱因。而这几十年间，对吸烟还是毁誉参半，也有的医学杂志宣称吸烟可以缓解精神压力，无须过于敏感。不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吸烟的态度开始出现了一边倒，几乎所有的媒体和所有的机构都积极地反对吸烟，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抽烟者已丧失了所有的舆论支持，只能在私底下自我解嘲。禁烟的现代性逻辑是科学，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为不争的科学论断。
而全面禁烟政策的跟进却是极为缓慢，烟草作为全球唯一一种“合法的害人产品”，看起来仍将长期存在。作为国家税收的大头，烟草产业长期以来“默默无闻”地为国库贡献着真金白银，烟草企业雄厚的财力足以影响政府决策，美国此次未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据传便是烟草集团院外游说的效果。禁烟的另一大顾虑便是走私市场对现有经济秩序的冲击，在只是实行了烟草特别税造成烟价高企的西欧，私烟已逐渐占据20%以上的市场分额并在不断增长。需求是客观的存在，法律很难完全战胜暴利的诱惑，未来的烟草市场沦为如今的毒品市场，也许并不是人们理智的胜利。合法秩序与非法秩序间的对抗，导致禁烟的经济逻辑更为混乱。
于是，只有消除需求才是完全之策。吸烟有害健康，但这种危害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吸烟的诱惑却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烟民对自己的健康熟视无睹，或者抱着侥幸心理。无论科学家们如何煞费苦心论证这一事实，甚至把暴力犯罪都归因于吸烟，仍然无法改变时间的魔力。未来总是不确定的，而眼前的快乐才最值得追求，更不用说要熬过戒烟的痛苦了。禁烟的个人逻辑因人而异，睿智的人选择禁烟，而短视的人“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实际上，烟草问题折射出人们的一种价值观，在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是什么？金钱、健康、寿命，还是别的？禁烟的最后一个逻辑，道德逻辑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并凌驾于科学和经济之上，如果个体的需求影响到公共利益，作为个体的理性选择有两种，一种是法律选择，一种是道德选择。震慑于法律的威力，痛苦地压抑自身的需求，和遵循道德的安排，愉悦地抛弃不当的需求，结果上一致，在个人心理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无论如何，世界上吸烟的人总是少于不吸烟的人，在提不出反驳现代科学“吸烟有害健康”论断的前提下，尊重大多数人不吸烟的自由，是吸烟者放弃自己欲求的高尚的道德选择。而一味强调保护个人健康，反倒显得自私而小气。虽然这个世界自私的人很多，偏偏在吸烟问题上，自私遇到自控的挑战，不得不败下阵来。所以，给禁烟一个高尚的理由，会有更多的烟民能从戒烟中得到道德享受，而不是肉体痛苦。我们不妨把“吸烟有害健康”的口号更改为“戒烟有益公众”，让禁烟的道德逻辑彰显出来，给不怕死的瘾君子们一个崇高的选择。
